从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展回国后，廊桥表的创始人兼设计师米长虹即刻赶赴北京，因为这个品牌的首家中国专卖店“时间廊桥”刚落户三里屯SOHO。

“租金并不太贵，不到四万元，(之所以)选择二楼是一楼本身没有位置，我们可以利用(二楼)一个玻璃幕墙做大灯箱，尤其晚上特别清晰”，米长虹除了安排店员、装修和财务管理软件之外，还要设计一个小办公室，“不可能指望所有客人主动上门，我们计划做一些路演活动，去一些高端shopping mall做活动”。

这家100平米专卖店的开业却是他无奈之下的选择，包括资金等因素，单独开出一个品牌专卖店无疑是极具商业风险的，米长虹表示，为强调品牌的个性、不可能做跳跃性很大的产品，这就使得专卖店更受到了局限。

而找到国内的特约经销商或区域代理对廊桥表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原来也尝试过寻找经销商或中国区代理，但是经过尝试，低端百货公司不适合，其要求的拿货方式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对亨吉利、亨得利等大钟表公司，他们虽觉得我们产品不错、但毕竟没有名气，无法培养这个品牌，(特约经销售)是拿来就要赚钱的”。

唯一与廊桥表达成合作的是飞亚达专门店，并且才开始一个月，即便如此，此种开拓零售系统的非常规方式也属于“试验性”——从2012年2月份下旬开始，位于上海浦东机场和宁波天一广场的两家飞亚达专卖店，开始提供部分廊桥表产品，“主要还是品牌主推的4、5个系列，我们价位比飞亚达要贵，因此，它不敢盲目进很多货，以代卖方式卖掉后、按月结算”。

截至3月21日，这种代卖的合作方式在首个月内没有产生任何销售纪录。

2011年9月，飞亚达主动约谈廊桥表加入其专卖店。米长虹表示，通常飞亚达专卖店面积在100至200平米，单一经营自有品脾“肯定是亏损无疑”，因而会“找一些没有冲突的品牌来加入”。

事实上，这个生存困局并不只有廊桥表在煎熬着，几乎所有本土钟表品牌都面临着同样的残酷现实，从瑞士巴塞尔参展返回中国，本土钟表品牌始终无法获得正常的零售网络：中高端市场和零售渠道屈从于商业利润、基本被西方品牌垄断，甚至国产钟表大企业也可以轻易被新进入中国的三线品牌“赶”出商场。

相比之下，是那些轻松获得成功且快速抢占国内市场的西方品牌，以SWATCH集团旗下的美度表(MIDO)为例，这个在瑞士并不是什么大牌子的品牌依靠集团优势、仅花7年左右的时间(从2005年重新做大陆市场)就将其特约零售店铺覆盖到了167个中国城市(其中，北京拥有38家、上海拥有32家)，根据上月于巴塞尔钟表珠宝展所发布的最新计划，今年美度表还将在中国增开至少50家特约零售店铺。

相比之下，本土品牌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特约经销商或代理商，不得不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投资于直营店，天津海鸥手表集团正是其中之一，该集团所有业务的年销售额在9亿人民币左右(包括自有品牌手表以及外供机芯等业务)。

在海鸥表专卖店的发展中，携手开元酒店集团成为了其拓展新零售网络的一步棋。海鸥表杭州分公司的王兆泉经理向记者透露了该区域的进展，“目前已有5家(开元)酒店找我谈开专卖店，但是我们想选择那些临街的酒店，未来至少开出5家至8家专卖店”。

海鸥表的高玉波也表示，集团不排斥少量地发展特约经销商的“店中店”，“直营店与它的比例大约是8:2”。

最近正在与海鸥表洽谈合作的便是东方表行(成立于1961年，是首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钟表零售商，编号398)，旗下分店网络覆盖全中国，代理近百个世界顶级钟表品牌，尤以劳力士、帝舵、伯爵、浪琴及欧米茄等瑞士名表品牌为主，大约144个品牌。

钟表行业中，东方表行与本土品牌的合作似乎也折射出零售行业的另一条“潜规则”，如资深钟表媒体人兼作者康威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所表示，特约经销商“不掌握定价权和折扣权，卖劳力士再好，如果第二年，(品牌)价格提高0.5个百分点或1个百分点的就够它受的”。并且，“(由于)不是品牌自营店、更多是’铺路石’”，这就是说，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会允许资质比较好的代理商去开店，等品牌一旦“不愁卖”，就很有可能“花钱把店买下、做直营店”。

尽管很多业内人士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来谈论本土钟表品牌发展零售网络的现状(也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它们曾在90年代错过了品牌发展的好时期，那么，它们现在需要投资更多去做品牌、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