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等教育内部网”（Inside Higher Education）4日报道，在培根看来，如果九成学生能够接受授课者的教学方式，那么这名授课者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教师。当一名授课者意识到自己无法满足课堂上一半学生的需求，那么肯定是存在问题。

随着近年美国校园留学生的数量不断攀升，相比以往，越来越多的大学教职员工开始面临更多非美国本土的学生。他们意识到，更多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存在一个问题，不熟悉或不适应美国课堂。美国课堂要求学生更多参与课堂讨论与团队工作，及时寻求教授帮助。另外，留学生中间也出现抄袭问题。出现该问题的部分原因源于不同的国家对论文注释的规范存在不同要求。

丹佛大学国际学生与学者服务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负责人大卫•戈夫戴伊（David Gowdey）认为，美国大学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表现非常一般，美国大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但显然校方还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意。深层次的含义几乎涉及课程安排、教授方式，还需要为留学生提供不同类型的帮助。“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正在迎头赶上。”他说。

在丹佛大学，大约有二十多名教师员工表示，校方已着手解决留学生对教学方式的适应问题，及非英语母语学习者的评分标准的问题。教师开始在课堂采取不同的策略，鼓励留学生进行讨论、跨文化交流、并调整课外作业。

不过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成为教师员工最频繁提到的问题，一些教职员工称，部分留学生英语水平有限，几乎不能参与课堂讨论。丹佛大学已开始提高招收留学生时的英语语言能力标准，并对入学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再次测试。虽然目前情况已有好转，但挑战依然存在。

课程调整尝试

语言文学系（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主任、经典文学与人文专业副教授维克多•卡斯泰拉尼（Victor Castellani）在2014年秋天开设了一门适应目前形势的研讨班课程。这门课程也是丹佛大学语言文学系第一学年要求开设的四门“国际化”课程之一。同样，课堂上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各占一半。

卡斯泰拉尼一般会在第一年的研讨班教授喜剧，但他发现，美国学生对课程感觉良好，而中国学生则完全在状况之外。所以今年，他对课程进行了调整，课程被定名为“从雅典到北京，两个世界？”（Athens to Beijing: Two Worlds of One?）。

这样的课程内容既能让中国学生兴趣盎然，也是美国学生的必学内容。在他看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的重要国家，美国学生必须了解这个国家。课程从古代西方政治哲学讲起，进入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时期，最后进入20世纪早期的中国。除此之外，卡斯泰拉尼还会在课堂上尽量放慢语速，布置适当的课外作业与阅读任务。

政治学副教授孙敬（Jing Sun，音译）对此表示，真正的挑战是：在使美国大学更加国际化的同时，不影响其原来的教学质量。“这是对每个人的挑战。”他说。

孙教授表示，美国教育者应该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留学生与数年以前的中国留学生存在巨大年龄差异。孙瑾20世纪90年代留学来到美国，当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是攻读硕士学位。目前，很多中国留学生则是在美国攻读学士学位。“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目前相当数量的中国学生质量下降了。”他说。

调和课堂困难 教授尝试了解中国

教职员工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在课堂创造跨文化交流的环境，以便更好地教育留学生。曾经教授佛经的博士后讲师尼克•洛克（Nicole Willock）表示，管理课堂最难的事情是：你一进入教室，就看到所有中国学生坐一边，所有美国学生做一边。“我总是提醒大家，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必须彼此合作。”他说。

在洛克看来，一些教授确实挺讨厌教授那么多中国学生，他对部分教授的这种态度很震惊。

对中国学生达到一半的培根来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了解中国。他在自己办公室挂上中国地图，每当有中国学生来办公室寻求帮助，他就问学生所生活的中国省份，并要求他们介绍自己的家乡。

培根会学习中国学生名字的发音，这也是大多美国大学对授课者的要求。在团队合作方面，他会保证讨论团队成员必须至少有一名中国学生和一名美国学生。在课堂上表达也要作出相应调整，以反映课堂的多元性。

目前，培根表示，除非出现偏差，自己不会因为学生结构发生变化，调整自己课程的评分标准。“有些人认为，应该对待不同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标准，但我还没有想出这样做的公平标准。要知道即使是本土学生，有些人在写作方面也非常糟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