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国家层面的大病保险新政终于走进公众视野，8月30日，中国官方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基本医保已报销的基础上，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再次报销，要求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环境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正严重透支民众的幸福感。“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的戏言折射出的是“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现实，农妇吴远碧因无钱治病而切腹自医的决绝惨烈，下岗工人廖丹为救病妻而私刻公章的“情”“法”纠结……讲述了一个个因大病而将整个家庭拖入绝境的辛酸故事，更化作无数人的焦虑。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约有1.7亿人口面临灾难性医疗支出。

面对这些难以承受的重负，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与推进势在必行。自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改意见》公布以来，中国医改大幕已经徐徐拉开3年。作为一项关系到十几亿人健康福祉、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工程，中国新医改的推进受到全球关注。期间，全民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四大制度体系建设及公立医院探索正次第展开，全民医保基体系基本形成，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显著提高，更催生出陕西“神木模式”、江苏“太仓模式”等创新模式。

但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复杂矛盾集中呈现的国度，仍有诸多难题考验着高层的智慧。众所周知，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要解决并非易事。即使在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度，医改问题仍然让奥巴马总统头疼。除了各方利益的博弈，“强制购买保险是否违反了人的自由选择权”的争论，因不断攀升的医疗支出而推高赤字更成为竞选对手的攻击口实。

因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医改都是一个需要长期推进的系统工程，更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

进入2012年，原本是商业保险用语的“大病保险”进入中国的社保政策层面，或者说，官方试图用商业手段来解围普通家庭的筹资难题——大病医保新政的起动，无疑将是中国式医改的一次破冰。官方在制度设计上筹措出大病医保项目，以补充基本医疗保障不足以抵消“巨灾疾病”负担的缺口，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层次，加大保障力度，或可让“廖丹们”的悲剧走向终结。但它也面临不小挑战，要让大病保险新政的阳光照进现实，还需解决几方面的实践难题：

首先，被公众寄予极大期待的新政对大病保险只是提出了原则性、框架性要求，具体工作仍需各地加以落实，而地方因地制宜的结果往往可能导致参差不齐的状况。这就需要官方从细则制定到具体落实，必须加强社会的监督和各方的论证，避免地方执行打折扣。

其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依旧受到户籍问题的困扰。由于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平衡，除了大城市外，大多数大病治疗都属于“异地治疗”。大病医保能否打破户籍壁垒，受到各方期待。

再次，对于大病保险的资金来源，《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可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不难看出，其对公共财政的责任界定比较模糊。

尽管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但动辄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治疗费用，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仍是沉重负担。而且个人支付与医保基金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因而大病保险必须仰仗公共财政有更积极的表现。

最后，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一旦出现借助权力的垄断，其产生的风险将难以估量。须通过政府管理、行业监管、社会监督的多方合力，从招标到保险公司履行赔付的整个流程中，杜绝权力寻租，做到公开透明。

随着中国的医改步入“深水区”，相信还会出现更多难题与困境，但我们始终坚信，每迈出改革的一步、出台一项新政，就会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就会救治更多有需要的人，也就会离梦想的阳光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