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告诉人们，除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调控手段。两种政策的协调运用常被看作最有效的政策调控工具。尤其在经济遇到困难时，财政比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更直接、快速、有效。

    然而，近年来，中国管理层似乎更重视货币政策手段，不大愿意用财政政策手段，导致前者被过度使用、后者作用则基本没发挥。即使使用财政政策手段，除政府性投资，也似乎无其他更好方式。

    出现重货币政策、轻财政政策的现象，是因为当局对财政政策手段存在一些误区和问题。

    首先，发展思路出现偏差，使财政政策的功能被严重忽视。

    近十年来，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快过度发展，以至于绑架经济，不仅导致资金大量流向地产业，还使实体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在地产业强力拉动下，水泥、钢铁等早就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被投资过度，产能更过剩。

    这种结构越来越不合理的“虚假繁荣”，无疑是金融企业大力支持的结果。当出现问题后，金融企业为暂时化解风险，只能继续给这些行业大量投放资金，以确保它们不出现严重债务风险。这几年金融业快速膨胀，与其说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信贷资金过度投放的结果。

    相反，如果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适度采用一些减免税、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控制住信贷资金过度投放，也就不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不会这么严重。

    所以，财政政策功能被弱化，与各级政府发展思路偏差密不可分。

    第二，财税改革严重滞后，是财政政策作用难以发挥的内在原因。

    自1994年实行分税改革后的近20年，财税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前的税制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财政资金分配机制等，已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如重复征税、中央财力过度集中、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等。

    也正因此，要想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就会遇到很多障碍。一方面，各级财政都会以财政困难为借口，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就像减税政策一样，喊声持续不断，但有几家中小企业得到过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仍出现财政困难，教育、科技等急需支持的行业，也因“财政困难”得不到支持。更重要的，现行税制在税率、征收范围及公平性等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

    很显然，出现这种问题，与财税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造成收支严重分离、收支都挤压企业的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错误的政绩思维作怪，则是财政政策作用难以发挥的直接阻力。

    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眼前的政绩，在政策运用方面，也只看眼前、只顾局部。一方面，通过对银行的强力干预，使信贷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为地方创造即时政绩；另一方面，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同时，为了政绩需要，一面给予有投资能力的投资者，特别是国企和外企过多的政策优惠；一面则过度向其他企业征税，使实体产业日子越来越难。

    眼下，货币政策手段迫切需要财政政策手段和税收杠杆的积极配合。关于减税，决策层不要再只说不做。只有这样，税收的杠杆作用才能真正得到发挥。而要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除思路要转变外，加快改革步伐，是最关键的。按现行财税体制，即便地方想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也是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