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告诉人们,除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调控手段。两种政策的协调运用常被看作最有效的政策调控工具。尤其在经济遇到困难时,财政比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更直接、快速、有效。
然而,近年来,中国管理层似乎更重视货币政策手段,不大愿意用财政政策手段,导致前者被过度使用、后者作用则基本没发挥。即使使用财政政策手段,除政府性投资,也似乎无其他更好方式。
出现重货币政策、轻财政政策的现象,是因为当局对财政政策手段存在一些误区和问题。
首先,发展思路出现偏差,使财政政策的功能被严重忽视。
近十年来,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快过度发展,以至于绑架经济,不仅导致资金大量流向地产业,还使实体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在地产业强力拉动下,水泥、钢铁等早就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被投资过度,产能更过剩。
这种结构越来越不合理的“虚假繁荣”,无疑是金融企业大力支持的结果。当出现问题后,金融企业为暂时化解风险,只能继续给这些行业大量投放资金,以确保它们不出现严重债务风险。这几年金融业快速膨胀,与其说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信贷资金过度投放的结果。
相反,如果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适度采用一些减免税、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控制住信贷资金过度投放,也就不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不会这么严重。
所以,财政政策功能被弱化,与各级政府发展思路偏差密不可分。
第二,财税改革严重滞后,是财政政策作用难以发挥的内在原因。
自1994年实行分税改革后的近20年,财税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前的税制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财政资金分配机制等,已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如重复征税、中央财力过度集中、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等。
也正因此,要想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就会遇到很多障碍。一方面,各级财政都会以财政困难为借口,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就像减税政策一样,喊声持续不断,但有几家中小企业得到过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仍出现财政困难,教育、科技等急需支持的行业,也因“财政困难”得不到支持。更重要的,现行税制在税率、征收范围及公平性等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
很显然,出现这种问题,与财税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造成收支严重分离、收支都挤压企业的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错误的政绩思维作怪,则是财政政策作用难以发挥的直接阻力。
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眼前的政绩,在政策运用方面,也只看眼前、只顾局部。一方面,通过对银行的强力干预,使信贷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为地方创造即时政绩;另一方面,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同时,为了政绩需要,一面给予有投资能力的投资者,特别是国企和外企过多的政策优惠;一面则过度向其他企业征税,使实体产业日子越来越难。
眼下,货币政策手段迫切需要财政政策手段和税收杠杆的积极配合。关于减税,决策层不要再只说不做。只有这样,税收的杠杆作用才能真正得到发挥。而要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除思路要转变外,加快改革步伐,是最关键的。按现行财税体制,即便地方想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也是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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