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演化了五年，全球经济则于潜移默化间进行着一个强弱更替的周期轮回：美国经济越来越像五年前的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强势推进、金融市场风险释放、房市股市欣欣向荣、增长信心持续高涨、资金流入源源不断；中国经济则有些类似五年前的美国经济，房市泡沫风险高企、金融隐患日益突显、结构矛盾不断深化、内生增长动力匮乏、唱空之风悠然四起。

      五年间，美国经济突破了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体能

      危机五年间，美国看似经历了伤筋动骨的经济危机，现在看来却更像是把握了风险出清的涅槃机遇；五年间，中国经济貌似邂逅了弯道赶超的历史机遇，现在看来却碰到了后继乏力的潜在危险。

      五年之间，中国经济似乎始终屏蔽于危机之外，呈现出脱钩增长的态势；五年之后，当前的困境充分表明，中国经济从未真正与危机绝缘，只不过，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方式如此潜移默化，以至于五年之后才全盘显形。

      为什么危机影响难以察觉？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未能注意到，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复苏抑或衰退，无论进抑或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的变化。危机的五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速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五年，多元化一调高过一调，独立增长神话一个接着一个，霸权式微说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实际上，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

      折返跑阶段1：美经济减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外部增长压力

      进一步细看这五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美国引领的三段折返跑。

      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一次由强转弱的变速。这一阶段之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全球化在写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迅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打开国门、深度融入大世界的过程之中。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和外向型新兴市场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和美国经济的突然变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外部增长压力。增长压力之下，美国财政政策的大尺度扩张又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新兴市场为把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为进一步彰显脱钩增长的崛起实力，纷纷实行了跟随性的财政政策扩张。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的4万亿元人民币政策，虽然让自己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大把花钱的政绩甜头，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大项目依赖”和“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预期”。这不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市泡沫化风险的形成和恶化埋下了隐患，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源自宏观层的挤出效应，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借由财政扩张获得短期政绩，而扶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折返跑阶段2：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中国面临新一轮增长压力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二次由弱转强又趋弱的变速。借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危机期间出口的异常贡献，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强，全球经济也随之反弹，甚至于2010年出现了通胀抬头的迹象。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国增速放缓，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金融危机也进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经济被带进“二次探底”的漩涡。

这一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前半段的乐观时期高调退出宽松政策，大部分经济体为控制短期显形的通胀而进行了加息，但紧接着后半段的经济二次探底不仅将通胀迷雾一举驱散，还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压力。这次压力之下，财政政策在全球财政巩固大趋势下已无太多发力空间，而美联储三轮QE政策又适时产生了引领效应，全球迅速由短暂的加息节奏进入更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节奏。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大量的信贷投放，给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蛰伏后的蓄力爆发创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并让诸多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产生了“流动性持续宽松”的预期，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诸多刺激因素下进入高速膨胀期。

折返跑阶段3：美国经济复苏，中国面临叠加产生的多重难题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三次由弱转强的变速。这一阶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去泡沫化和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复苏进入习惯性的消费驱动轨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趋强，银行业盈利大增，企业竞争力趋强，股市进入强劲牛市，收复危机失地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在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背景下，美联储稳健打开QE政策退出的时间窗口，美国进入增长和政策双重周期性领先阶段，美元由此表现强势。双重领先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又一轮的危机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阶段面临着由于三段折返跑效应叠加而产生的多重难题：其一，地方政府项目依赖、房价高企和资金价格高企共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畸形市场带来的暴利使得普通实体经济行业缺乏投资青睐、资金支持，并由此进入“盈利空间有限-投资吸引力下降-发展更趋困难”的恶性循环。其二，潜在的财政持续扩张预期和货币持续宽松预期共同激励了透支行为和投机行为，经济金融主体非理性选择和泡沫化发展倾向悄然加剧，整个经济的风险蕴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与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始终具有较强的实际联系，所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趋强实际上对中国的全球贸易产生了双重压力，而全球保护主义在危机阶段的逐步抬头更进一步加剧了外需增长压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激励，流动性整体充裕和结构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剧，而美国双重领跑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虹吸效应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中国经济发展30年所积累的能量，是走出当前困境之本

纵观五年，反思危机，美国经济引领的周期折返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值得强调的是，当前的经济困境并非不可破解，中国经济30年飞速发展积累的起飞势能和改革开放形成的改革动能并没有在折返跑中消耗殆尽。当下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增长的关键在于，正视三段折返跑引致的经济金融风险，坚持以我为主，保持稳健步速，避免盲目跟随，大力推进结构调整，释放改革红利，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下跑出中国经济“7时代”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