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元区，促增长以及创就业与财政纪律孰轻孰重的辩论仍在继续。这是种“虚假选择”，使财政焦点偏离了本可一举两得的均衡手段。此类虚假选择还促使我们的政治体系无法通过促进增长和就业、以及延长失业保险等计划，来更好地化解失业者持续的生活困难。此外，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也促使央行决定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此类政策带来的风险被普遍低估。

以历史标准看，美国的复苏仍然缓慢——即便近期呈现的好转迹象经得起事实检验。原因之一是，美国不稳健的财政轨迹削弱了企业信心，从而抑制了新增就业，因为它使人们对未来政策产生不确定的感觉，并且更加担忧国会的执政意志。商界领袖常称，美国的财政前景阻碍了招聘和投资。

稳健的财政轨迹也是利率达到有利于增长的水平的前提。不稳健的财政环境若再持续下去，几乎肯定将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破坏市场稳定。近期的赤字预测下降并不改变基本的结构性格局（除了医疗成本增速正在放缓之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糟糕的“强制减支”(sequestration)政策，该项政策看上去已然太过沉重，难以为继。

对欧元区而言，威胁更为紧迫。受困国家的债市曾经处境危殆——直到欧洲央行(ECB)在2012年做出“不惜代价”的承诺（这一出名的承诺至今尚未动用）。但欧洲央行的行动无法解决对健康复苏至关重要的财政和结构问题。同样，欧洲央行不可能在不引起资本逃离企业及主权债市、逃离欧元的情况下无限期购买主权债务。欧洲央行赢得了时间，但如果不好好利用这点时间推行政策改革，赢得市场信心，债市终将陷入动荡。 

在缺乏必要政府政策的情况下，央行的非传统政策有时作为唯一可用的工具是合理的。但是，行动与否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其他选项的缺位，而是对成本和效益的评估。在美国，美联储(Fed)的第一轮量化宽松(QE)是回应危机的勇敢对策。在欧元区，遏制危机也是必要的。但关键的政策问题总是掌握在政治领导人手里。

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效益引发普遍疑问，但风险确实是显著的。第一，央行行为将减少市场对政治领导人采取行动的压力。第二是金融道德风险：央行行为可能鼓励投资者为了寻求高收益率而转向风险较高的资产。而最大的风险与退出策略有关。

货币政策的宗旨是稳定价格、促进增长和就业。逆转巨幅扩大后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会大大增加货币政策的一般风险。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陌生的区域掌舵，政策收紧引发显著下滑的风险也会上升。一些人提出，提高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超额部分的利率（而不是售出债券）有望限制风险。但世间没有魔法。没有人能够可靠地预测所需的利率升幅，或是银行和借款者的反应破坏市场稳定的概率。

但在收紧政策一事上等待太久，会提高某个时间点上的通胀风险。美联储大幅增加银行准备金，可能引起信贷增长过快。再考虑到美联储在通胀方面的可信度可能受损，这或许也会提高通胀预期。

且不提QE3是否明智这个根本问题，关键是现在怎么办。所谓的“缩减”不会抽走流动性。缩减正在小规模展开，时间会告诉我们，它将推高市场利率，还是市场利率已计入缩减因素。（近期利率上扬也可能反映了经济数据的好转。）继续购买债券降低了市场反应的风险，但增大了未来退出的风险。稳健财政机制带来的信心有助于同时缓解这两种风险。

应当立即制定这样的机制，以稳定（最好是降低）未来10年的债务与GDP比率，并保护自由裁量支出。机制一旦实施应当很难撤销，但为了给复苏留出空间，应当推迟一小段时间再开始实施。财政纪律可以为适度刺激留出空间，以创造就业。已被部分放弃的“强制减支”应当完全废除，以防止它继续拖累财政。财政资金主要应来自收入增加和启动应享福利改革——就像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所提议的那样。这些改革对于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是必要的。

结构性赤字的削减将解决未来10年之后数十年的赤字增加问题。欧元区也应当摈弃虚假的选择。相反，它应当在赢得市场和企业信心的财政纪律和有利增长的宏观经济空间之间取得合适的平衡。

在一段时间内，非传统货币政策和刺激能够成为成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但它们替代不了财政纪律、公共投资和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