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为2013年中共廉政风暴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为大规模集团消费的退出给往年兴旺热闹的节日市场、进而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而纠结。如果说反腐是“习李新政”的政治篇的主题，那么，“改革”就是其经济篇的主题。从本月中旬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外界已清楚地看到当局对中国经济发力的方向。人们有理由相信，有庞大人口支撑的中国经济不会像西方某些舆论分析的“将跌入低谷”。

不过，环视国际大环境，已进入艰难转型起步阶段的中国经济与社会概括起来至少有六道难题要破解，即“高与低”、“虚与实”、 “贫与富”、“限与放”、“公与私”和“内与外”问题。习李新班子的经济改革也是围绕这些难题着力：

“高与低”是指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低端产业关系。中国经济结构中目前存在“两个极端”问题，即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精尖产品走得很远很远，但一些传统低端产业依然非常落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和低技术含量）企业不仅消耗了有限的资源，更造成了环境污染，加重了环境的负荷。然而，让政府割舍不下的又是，那些“三高一低”企业又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社会提供较多就业岗位。如何继续做大做强高新经济，改造低端经济，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越过的第一道坎。

“虚与实”是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中的“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其主要原因既在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公平竞争环境恶劣，实业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等，也在于宏观调控中，政府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的支持政策没能完全兑现。不少资金或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加入到炒房、炒艺术品大军中，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嗷嗷待哺却得不到支持。实业“空心化”给整个经济带来风险将是致命的、系统性的，政策如何引导资本“避虚就实”，这是政府必须破解的一题。

“贫与富”讲的是穷人经济和富人经济。中国社会结构的贫富分化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将长期存在一对“贫富矛盾”。众所周知，穷人的需求和富人的需求绝然不同，供给也应根据消费能力分出层次。但实际上，中国供给更多是围着富人转，向富人看齐，而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低收入阶层甚至贫困阶层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逼得他们也去购买富人才能承受得起的商品和服务，这不仅人为推高了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更造成了社会虚假的繁荣。如何满足两种不同的需求？政府“有形之手”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限与放”是指政府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限制政策”和资本或需求本身的“放任特性”相矛盾。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例，为了控制大城市涨价，政府在几乎所有的直辖市、区域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都对房市采取了“限购”政策；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已经有6个城市“限购”家庭汽车。媒体报道说，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限购”行列。这种以“限”压“需”方式显然不是治本之策，房和车被老百姓视为重要的“幸福生活”指标之一，当局须尽快解决。

“公与私”是指公有经济（以国企为主体）同私营经济（民资民企）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企垄断经营、占有优势资源、享受特殊政策等受到舆论诟病，中国政府也在多个文件中强调给民资松绑，向民资开放一些领域，拓宽其投资渠道。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中国的目标”。在“国与民之争”今后还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双赢”。

“内与外”则是指中国经济中如何实现“外贸”和“内需”的有效转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经贸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干扰，这对长期以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危机”。在各种国际压力下，加之中国国内各种成本的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中国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分工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出口企业如何转型等，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六题，题题重要，题题不好解，题题是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驾驭全局能力的考验，题题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标杆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