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中国的内部形势和对外关系。

国内形势：中国崛起面临明显的短板

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预言五花八门。极度悲观或极度乐观的，我都不能赞同。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多大的可能会步上苏联的后尘，我也不认同那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变得愈发强大并将统治世界的观点。

中国近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也随之不断增加。中国政府的表现有可能已经达到极限——眼看问题不断累积，却未能发展出一套有效处理问题的政治体制，这将妨碍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优越资源的配置，这一负面效应或许很快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会体现得越发明显。

许多中国领导人一定感到命运之轮的无情吧——一个提高了国内亿万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权，竟然要如此明显地为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如此担惊受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其自身各种成功和失败的受害者。毕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保持中国这样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下，免于社会巨变所带来的强烈阵痛。

然而，习近平及其同僚们不仅未能陶醉在全国人民“心满意足”的感激之中，却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海内外宏大浮夸的宣传攻势也难掩其内心对于被颠覆瓦解的担忧。他们尝试限制西方价值思想、西方制度和实践在中国的影响，这种企图在目前一部旨在限制中外教育、民间事务和政治领域合作的立法草案中显露无遗。这是一次难堪而丢脸的告白，公开承认了中国政府体制的脆弱。

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许多进展，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制造恐慌的继位者们尝试着要切断他们眼中威胁到了中国所谓“民主专政”的“意识形态渗透”。如果成功的话，这项新政策将妨碍中国回应国内和全球需求的能力。引用我的同事柏恩敬先生（Ira Belkin）最近的评论：“这是用糟糕的60年代政策来应对2015年的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体制的信息不透明，习近平应当比外界更清楚中国惊人的成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弱点。令人惊愕的环境污染、大规模的贪污腐败、劳工关系的紧张动荡、不公正的土地转让、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独断恣意的官僚系统、民族关系的紧张、引发众怒的社会歧视、对人权律师和民间社会改革者不断升级的迫害、受到共产党支配的司法系统、对群众集会、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空前管制，凡此种种都正激化着民间的不满和愤恨，这把怒火随时可能被如今存在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或一次预料中的股市崩盘而引燃。如毛主席所告诫，也正如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悲剧所显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毕竟，压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可能永远奏效。在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蒋经国，虽然继承了其父蒋介石列宁式政党的独裁体制，却认识到稳定的社会进步必须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转型过程，将台湾变为一个生气蓬勃的民主体制。而如今中国所需的，正是这样开明的领导。

然而可以理解，现今的中共精英层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时，还远算不上是团结一致。虽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尝试对党内施加“铁板”一般的控制，但在他领导共产党的前三年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党内领导层的重大裂痕。曾经令人生畏的中国前任安全部门最高官员周永康，6月初经不透明的司法程序被判终身监禁，这不过是中共党内持续的权力斗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又一力证。

中国民众虽然基本上都支持习近平的持续反腐运动，然而他们也在观察，习近平是否会愿意冒着引发更多中共精英领导层冲突的风险，将反腐的触角延伸到并非为其政治对手的腐败官员身上，而此前的反腐对象周永康是习的政治对手。同时，还有许多中国民众希望习近平能够缓和其镇压方针，通过改革逐渐给予中国人民更大的空间，去施展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惊人能量。

中国对外政策：日趋“自信”的扩散效应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的姿态自然是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以及美国的种种忧虑，特别是有关南中国海情势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共的对外政策，则会发现，实际情况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令人恐慌。在很多重大领域，比如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景是积极的。刚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展现了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在各种不可避免的贸易、经济、投资问题上继续相互妥协的能力。

虽然还有一些是否遵守相关国际规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同样地，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也是如此。确实，中国通过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机构，正在寻求一套创新、有建设性的融资机制，而美国政府的反应却是十分尴尬。

此外，海峡两岸过去七年的合作显著提高了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也应该受到肯定。然而，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任期即将结束，而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都在担忧大陆专政体制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这也提醒着我们，两岸重新恢复到之前紧张形势的可能性。

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引发了很多挑战。在很多争议问题上，包括朝鲜、中东和乌克兰问题，我们与中国的意见不同，持续变化的中俄关系一般来说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然而，其他问题带来了更多严峻的挑战。

其中最为持久的，是中国政府持续违反了其在二十多个国际人权条约及相关文件下所承诺的国际义务。另外，前已提到，一部旨在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在华活动的法律草案，毫无疑问地会使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至于目前矛头指向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电脑的事件，以及较少曝光的美国对中国电脑的黑客攻击，大概会是两国之间最艰难的谈判议题。毕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际法或国际机构加以规范。

影响到两国关系最为直接的，恐怕还是如今在南中国海各种戏剧化的争端。幸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提供了一套解决此类海洋法争议的法律规则，还确立了相应的法律机构来公正地适用这些规则。2013年，菲律宾孤注一掷，尝试援用法律作为武器来对抗中国的国家强权，其出人意料地将中国告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挑战中国政府划定的广阔而模糊的“九段线”，并要求仲裁庭确认如何区分水面下的“暗礁”、裸露的“岩礁” ，抑或是真正的“岛屿”这个关键性的法律问题。对于目前中国极具军事意涵的“填海造岛”这个棘手问题，仲裁庭所做的决定也有望厘清其正当性及法律后果。

不幸的是，中国至今除了寻找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政治及学术宣传攻势外，始终拒绝接受独立仲裁庭的管辖权。立场独立的仲裁庭专家们将在这个冬天就仲裁的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中国当初自主选择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积极参与了该条约冗长的谈判和制定过程。如果仲裁庭作出对中国不利的裁决，而中国却藐视裁决结果的话，这将构成中国对其国际法条约义务的公然违反。

新加坡杰出的法律专家许通美（Tommy Koh）曾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终谈判，他最近强调，中国断然拒绝任何通过国际仲裁、裁判或第三方程序来和平解决海洋法争端及领土纷争的行为，显然与亚洲及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步。

诚然，公正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通常无法替代协商谈判。但如今，外交人员无法拿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并达成一致看法。面对迫切情势的需要，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在缩小议题范围，以及敦促和指导外交人员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往往不可小觑。

当下南中国海危机的影响远远超越眼前仲裁庭所面对的法律诉求。美国至今仍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一套中立互惠的规则和体制对于和平解决争端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和美国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并在实践中尊重这样的规则和体制，那么两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未来，都无疑将布上一层乌云。这个议题在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议程中，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

当代中国：对法治仍需更充分的认识

几个世纪以来，观察中国的外国专家们都强调着他们各自的忧虑。根据上述观察，我认为当今中国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共同特点之一，在于其对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性以及保护这种多元化所需要的法律机制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

“法治”是一个具有许多层面涵义、却时常被滥用的词汇，而其中一个核心精神就在于政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中国能够对法治的这一层涵义表现出更多的尊重，那么她在海内外都将能够收获更多。而美国，如果能做出更多努力以身作则，也将能大幅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及我们面对中国和世界时的信誉。

作者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亚美法研究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