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经济驶入“新常态”车道以来，“新常态”的说法已被广泛接受，但对于“新常态”到底指什么、中国是否已经真的进入新“常”态，似乎仍有一些争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就认为，中国的“旧常态”虽然难以为继了，但“新常态”并未真正到来。他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至15年，实现经济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
 
　　必须承认，经济下行的压力仍是有的，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公开强调这一点，但同时，中国经济仍在“下行压力”中前行也是一种不容否认的现实，而且7%以上的增长率仍远超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新常态”的“新”就“新”在除了经济增长率这种直观的数据之外，整个经济结构开始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从而也带来一些“新”机遇。不管是深入推进市场化、鼓励支持新兴产业、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等等，都是一些“新”的体现。 

　　而与“新”相比，“常”就显得不那么明显。好似一动一静的关系。“常”是对某种状态的稳定的描述，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存在争议，其实是考虑中国的“新常态”是否达到了“常”的稳定状态。
 
　　我们说，尽管“新常态”的说法是成立的，除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足够信心之外，还看到了经济增长之外的“常”。那就是“十二五”规划提前完成的居民收入目标。我觉得，要说“新常态”，说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在惠民这一点上，是一项非常重要表现。在这一点上，“十二五”可以说给“新常态”做了最佳诠释：即使经济增速放缓，承受下行压力，但老百姓的收入却在稳步提高，收入分配在合理化，这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开始被激活。这种“常”就是“新常态”的底子。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在规划内的五年间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而据“辉煌十二五”报告数据显示，“十二五”规划前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已达到9.5%，快于8.0%的GDP增速。此外，不断健全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民生保障制度，多措并举增投入、补短板、兜底线、织密网，将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福祉得到大幅增进。
 
　　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谈居民收入时说，“十二五”前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5%，快于8.0%的GDP增速，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0.1%;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低收入群体收入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75倍，基尼系数缩小到0.4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31元，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也超过了同期7%的GDP增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收入是民生之源，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有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内需和消费。”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就特别注重居民收入等民生指标。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所说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在“十二五规划”正式出台之前，就有预测称规划的最大亮点是民生优先。
 
　　这些都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之下的一种“常”态表现。居民收入目标的提前，无疑印证了这些预测，以及“新常态”的丰富含义。

　　除收入增长之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也得到了遏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而进入今年以来，央企降薪、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养老“双轨制”终结、农村教师涨薪，同样见证着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
 
　　据国家统计局估算，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改革发展的成果会更多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倾斜。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说：“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又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力。从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与合理化，到整个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十二五”给“新常态”做了一次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