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之间的持续差距是一个事实。去过农村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农民很朴实，但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有些房子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

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差距。据2014年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介绍，初中阶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14.5个百分点。小学阶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9.2个百分点。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师，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没读完中学就辍学，更别说考大学了。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很多，但农民依然要留下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约2075万人，约占农村在校生的30%。农村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近年来，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城乡收入比为2.73：1，比2009年的3.33：1减少了许多。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农民收入还要多。

舆论倾向于认为，城乡差距的根源是国家向农村的投入太少。但实际上，仅从2008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5.85万亿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国家向农村投入并不少。社会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来，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创业、支教、当村官，但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结果是，农业补贴了，墙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农田连片了，学生下乡了，不少地区的农村依然比城市穷太多。靠增加向农村的投入来发展农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乡差距的表面原因，是农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不赚钱的。多数地区的农业，包括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补贴维持。种地的农民多在五十岁以上，而他们的子女愿意在城市生活。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一是因为种地是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二是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城里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年轻人能学到更多知识，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轻人的农村，要么靠旅游，要么靠工业，早脱离了农业。

城乡差距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农村功能定位的计划经济思想。计划思想在三农问题上的体现，是将生产结构与区域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而农村只能发展农业。比如，有观点认为，“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二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这才叫农村。农村的建筑，是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保证“万一”打仗时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房屋，是为农民生产粮食提供居住服务的。在有序的安排下，农村和农民是为整个国家机器服务的一个部件。让农村依赖农业，农业不赚钱，农村这个部件就会一直贫穷。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政府、中介、买卖双方在长期的互动中累积制度建设的知识。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场交易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知识。但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评估公司、金融机构、法院也不愿意为农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场服务。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有些农民希望将农村的房子卖掉，换取城里更好的住房，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价。城里人刚参加工作，一开始买不起大房子，先买个小房子，伴随收入的积累和房价的上涨，再拿小房子换取大房子。住房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农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是作为保障还是作为商品，应该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家家户户的情况不同，有的农户不需要宅基地作为保障，就不应该用政策来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试想下面的对话：”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换城里的房子。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为父母孩子治病，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扩大生产致富。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却要代农民理财，不是很荒唐吗？

部分学界人士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企业下乡，带去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企业下乡带去了技术、管理，和商业世界的知识。这些现代科技与商业知识正是农民所匮乏的。我调研过的河南土地流转案例，企业刚去农村流转土地时，村民比较朴实，要价比较低。但伴随与企业员工的接触增多，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再转让土地时，农民学会了讨价还价，要价越来越高。农民也在为下乡企业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术、组织等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下乡，不是资本下乡，而是知识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我去过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中国发达，大公司比中国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中国富的多。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