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1年在硅谷的一场晚宴上，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问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苹果(Apple)怎样才会在美国雇用美国人生产iPhone。乔布斯以自己特有的直率回答道：“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这句话中所表达出的三层意思，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President Donald)或许应当考虑。目前，特朗普正在“去监管”与保护主义之间、在减税以解除企业包袱与高压的产业政策之间走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第一点是，政治家们别再欺骗自己，说什么可以让制造业就业岗位回到美国。部分就业岗位可能回到美国，但绝不会有二战后那样的规模。脑力和琐碎工作取代了体力劳动。美国工人的形象已经从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壁画中身形伟岸、肌肉发达、举石锤铁的硬汉，变为谷歌(Google)的程序员和情景喜剧《工作狂》(Workaholics)中那些上班像逛公园一样闲散的员工。

乔布斯话中的第二点意思是，外包不再只是尽可能寻找最低成本。深圳最好的工厂快速拉升了学习曲线，不惜一切代价要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即便苹果在美国建厂、向美国工人发美国水平的工资，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在中国与合作伙伴所能达到的制造速度、精度和灵活性。这还是在假定中国合作伙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况下。

第三点是，最优秀的美国企业已非常擅长跨国界管理以及将资源配置至可产生最高收益的地区。他们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是全球化的主宰者，而且变得越来越“去美国化”。

1990年，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谁？》(Who Is Us?)的文章。他认为，美国企业的成功与美国的竞争力是一回事。美国企业不再抢夺新市场，不再雇用数以万计的外籍工人。与此同时，外国公司（尤其是日本公司）在美国投资建厂、雇用美国工人，教美国竞争对手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外国人推动了美国竞争力的提升，而美国人不再在海外寻求更高的资本收益。因此，对于他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赖克回答道：“我们是美国劳动力、美国人，但不见得是美国企业。”那时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签订还有好几年。
这几十年来，美国大企业朝着跨国公司的形式转变，使它们很容易成为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例如，福特(Ford)在全球拥有19.9万名员工，其中只有48%是在美国。苹果在美国拥有约6.6万名员工，但据称在苹果的中国供应商鸿海(Hon Hai)，生产一款iPhone的工人就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五倍。

如果你接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即一家公司唯独需要向其所有者负责，那你就挑不出这些跨国公司有什么错。哪儿能赚钱他们就上哪儿。股东们不希望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室奏响美国国歌。虽然他们或许没有直接在美国工人身上投资，但他们在为美国投资者带来回报，而后者可以将资本再配置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特朗普在自己名下的企业中就是这样做的，在远离美国的地方从事房地产交易。

但这一论点不太有力，特朗普正得意地将它撕成碎片。他知道，你无法用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清晰逻辑来应对中产工薪阶层工资增长停滞及经济上缺乏保障的问题。他威胁要让任何令他失望的企业在媒体上曝光。

美国跨国公司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2004年的《本土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该法案规定企业将海外收入汇回国内可享受税收减免。美国政府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投资研发和员工培训，就可以享受减免。他们没有通过派息和股票回购将海外利润全部分给股东。猜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问题在于“金钱的可替代性”。企业将海外资金汇回国内并通过国内账目来管理之后，这就和变戏法一样了。政府无法跟踪哪些资金属于什么性质，海外资金去了哪里。股东可以从汇回的每一美元中得到约62至90美分。

如今，美国企业在海外拥有约1万亿美元现金。如果他们再有机会将这些现金汇回国内，很可能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对跨国公司而言，爱国主义可以通过像减免税这样的激励政策或者征收关税之类的威胁激发出来，但这并非一种自然心态。近几年资本并不稀缺。如果企业认为在美国工人身上投资更有价值，它们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它们宁可等待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