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纷纷指出新特首面临的挑战：如何弥合竞选各方尚未消失的嫌隙，凝聚共识；如何带领公务员以及问责团队，建立诚信廉洁的政府；如何解决香港社会分配不公、高物价、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深层矛盾；如何紧密联系两地，体现香港在国家发展中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如何应对依然波谲云诡的世界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梁振英需要过的难关。梁振英提出的对策是“稳中求变”，“稳”字好理解，“变”字如何实现？
归结到一点，梁振英最需要做的是“两个转型”：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并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民众，实现社会转型。

从经济转型角度看，香港回归祖国将近15年。15年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和基本法在香港得到深入贯彻实施，香港保持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保持了繁荣稳定。但另外一个事实是，因为缺乏自然资源，食品及原料均需从外输入，香港经济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经济系统。香港的入口及出口（包括转口）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而大陆长期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

香港回归15年来，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内地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对外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中转站的作用正在消失。香港目前的经济重心越来越向金融业和地产业集中，而以往的一些主要产业，包括贸易、港口业的地位在逐渐下降。香港如何推动经济的多元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市场，香港亦有丰厚的资本。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融合甚为关键。梁振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香港经济经历过数次调整，每次过后都能再上一个台阶。世界经济正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内地在快速发展，只要继续保持固有优势，加快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融合，香港经济必将更上一层楼。”

历年来，中央政府多次表态支持香港的发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建设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在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这十几年间，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就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后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成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香港还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最富有的10%港人，收入是香港最贫穷10%人的18倍，人均GDP与瑞士一样高，但量度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高达0.433，仅次于中非共和国；香港可开发土地比例不到25%，导致房价飙升，低收入人士不满情绪高涨。
这些，都是威胁到香港稳定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何缩小贫富鸿沟，同时又不损害香港经济的活力，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因此，
对于梁振英来说，如何在经济上“背靠祖国”，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借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同时，在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经济的合围，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