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从过去美国倡导的G2到今天中国提出的C2，可谓本次对话的一个亮点。而如何搞好C2，可以从做好2C开始，即选择（choice）与改变（change）。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仍越走越近，表明了合作共赢是发展两国关系唯一选择。

在本次对话之前，战略互疑似乎在两国增长：在美国国内，随着大选选战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主张对华制裁、“敲打”之声不绝于耳；在亚太地区，美国与缅甸、越南的关系加速升温，而黄岩岛风波与钓鱼岛争议中，又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加之最近的一些事件，让一些媒体借机热炒“中美降温”……但在这些“纷扰”中，美国还是选择了谨慎与克制——美菲对话，美国未如菲律宾所愿出来为其“站台”，而是态度“中立”；美日首脑会晤中，美方也提及中美日三边对话的设想。而前段事件发生的王立军事件，以及正在发生的陈光诚事件，美中两国都能都通过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妥善地加以解决，没有让这些突发事件酿成对两国关系的重大冲击。可见，在对抗与合作的选择题上，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中国的选择更加明确：参加此次对话开幕式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日在致词中提出，中国与美国应该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他表示，美中两国应该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发展关系的新路径，并指出“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容得下美中两国共同发展。

美中两国的选择，让此次对话“非常丰富，非常具有建设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语）。尽管在人权、南海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分歧犹存，但美中双方在推动双边贸易、改革金融体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战略磋商与合作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战略及经济对话层面分别取得了50项和67项具体成果。这表明两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并将成为未来数年美中关系的主旋律。

至于如何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也需作出适当改变。

一方面，中国需更加自信地融入国际事务中。从2005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到2008年的所谓G2和“中美国”，一直都是美国试图在为美中关系定位。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美国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相对综合国力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则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争夺国际话语权中，中国需要更加自信、大胆，也需要适应西方社会习惯的语境。此次中方提出的C2构想，不仅是在国际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也被视为对美国提出的G2模式的回应，是以美国人更易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构想。

其次，美国需要摒弃“霸权思维”。中国提出的C2模式打破了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是对西方思维模式的挑战，需要美国转变既定思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格局虽然经历了G7、G8、G20等不同阶段，但都跳不出美国作为“老大”的集团化模式。而C2的提出表明，中国并不想以“霸权”与美国“组团”主宰世界，中国希望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通过协调、合作实现良性发展与利益共赢。

总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为基石，通过“改变”自身来完成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