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晚，笔者走在北京的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时，深深感受到“全球化”对中国无孔不入的影响——酒店前挺拔的“圣诞树”，商店里的“铃儿响叮当”歌声，特别是三五成群前往广场或酒吧狂欢的人群，与笔者在纽约和伦敦时见到的“圣诞节”的情形别无二致，可谓是“环球同此凉热”。

不过，“中国式圣诞节”更接近于一个世俗化、商业化的狂欢节，与宗教关联度不大。其最大动力，来自那些具有超敏锐市场嗅觉的商家，如商店、酒店以及厂家，利用“圣诞节”赚个盆满钵满。特别是，绝大多数参与者，尤其是年轻人，都是把“圣诞节”狂欢视为纾解现代生活压力的机会，或寻找一个快乐的理由，如购物、聚餐、唱歌跳舞、约会等。

正是因浓厚的世俗化、商业化、娱乐化特征，“中国式圣诞节”引发了激烈争议。有人指责它对基督教的宗教神圣性构成挑战，更有人批评它对中国的文化纯洁性造成冲击——后者通常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2006年12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10位博士生曾联名发出呼吁，希望中国人能“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议不信基督教的民众慎过“圣诞节”。

笔者更为同情“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按照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等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先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大行其道，继之以商业化、娱乐化的“圣诞节”广为流行，最后是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冕而王，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方式。相反，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则面临瓦解局面，导致人类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文化日趋同质化，即“西方化”甚至“美国化”。

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非基督教国家，如东正教的俄罗斯、印度教的印度、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都对外来的“圣诞节”抱以警惕的态度。就连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也有不少民众希望保持本国“圣诞节”的宗教性和传统性，而不是一味拥抱商业化、娱乐化的“美国式圣诞节”。的确，欧洲早期的“圣诞老人”衣着五颜六色，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1931年把红色变成圣诞老人的标志性颜色。

中国人反思“圣诞节”问题不是新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指出，基督教独占“圣诞节”称谓，对其他宗教显失公允。50年代，大儒唐君毅先生曾撰写多篇文章，指出“圣诞”是类名或公名，而“耶稣圣诞”、“孔子圣诞”等都是私名或专名，不宜用“圣诞节”专指“耶稣圣诞”，并建议各界尤其是官方、媒体等公共资源保持价值中立，对基督教“圣诞节”采用“耶诞节”、“耶稣圣诞节”的称谓，以免对其他宗教信徒造成情感上的伤害。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学者，如鲁迅、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都使用中性的“耶诞节”称谓。直到今天，港台地区的官方机构和报刊杂志，仍有相当一部分沿用这一中性称谓。

当然，把基督教的“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或“耶稣圣诞节”，只是一个逻辑修辞的问题，虽然体现了宝贵的文化自觉意识，但却很难阻止商业化、娱乐化对年轻人的诱惑。鉴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民国时期陶希圣等上百名学者曾联名发出呼吁，希望能把孔子诞辰日打造成“中国圣诞节”。50年代，大儒钱穆先生进一步指出，孔子诞辰日在官方层面可设“中国教师节”，在社会层面则宜过“孔子圣诞节”。近年，更有人提出，要对“孔子圣诞节”或“中国圣诞节”进行适当的商业化、娱乐化包装，以便激发年轻人的参与兴趣。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多个视频和文章证实，教育部2011年答复凌孜等11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时曾表示，原则同意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并将积极推动修改《教师法》，尽快解决更改教师节日期的问题。

不过，如何在社会或民间层面，打造一个既具有礼仪神圣性，同时又对年轻人具吸引力的“孔子圣诞节”，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需要各界凝聚共识，合力探索和推动。

无论如何，与其将“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慎过耶诞节”的呼吁，以及打造“孔子圣诞节”的探索，视为“顽固不化”或“盲目排外”，毋宁对其抱以宽容态度。毕竟，包括“孔子圣诞节”在内的多个“圣诞节”共存共荣，而不是“耶稣圣诞节”一枝独秀，更接近于一种理想的文化多样性生态格局，更符合各种文化和谐相处的“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黄金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