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以大拆大建闻名，因其工作力度大、速度快，人称“耿指导”、“耿拆拆”。民众跪留，首先，留的是他走后中断的拆迁重建工程，留的是对今后生活的期盼，人们忧心“人走政息”；其次，留的是“勤政”、“实干”的主政者，新闻里，频繁出镜的耿彦波热衷跑工地，“从头到脚都是脏脏的”，老百姓爱戴这位做实事、走基层的好市长。

但“挽留”也从另一个面折射出他主政方式的缺憾。政治制度中的任期制，对应的是官员的政绩，又与城市的发展相冲突。短期的城市规划，大干快上的建设，是没有考虑到自身调离后政策的能否延续，民众的利益能否不被侵害。如果规划城市，多一些长远考量，行政任命的不确定性，就不会带来如今民众上街游走、忧心。

勤政、实干的好官，为民众所期盼。但科学、有为的官员，更是民众所需。

据报道，至耿离任时，大同市政府至少还有百亿元以上的债务。耿彦波发展城市的方式，是大陆当下诸多城市的代表、典型。

当资源、环境、科技、创新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瓶颈与壁垒，旅游就成为各城市的普遍发展方式。中国历史文化悠久，让当下诸多的古城、名城规划时以此为定位，各地复建古城、古建筑，以吸引游客消费，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屡见不鲜。

但这种发展方式，有着先天不足。城市虽然要的是硬件设施，但它终究只是市民生活方式的载体。新“古城”，它打断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却无法提供相匹配的，如此，城市就失去了真，失去了文化之城真正的厚重感，旅游的价值进而不存在，“旅游”发展城市也会落空。

在“城镇化”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主题时，需要灌输给那些地方为政者的就是，“人的城镇化”，即，不光要有城市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要有人的现代化，让民众融入城市，长久栖居生存。

如今屹立在大同市内、酷似“鸟巢”的体育场和形似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厅振奋着大同市民和耿彦波的心，而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决策的科学、民主、法制仍需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