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至今的33年里，中国大陆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区”等不计其数。不可否认，这些“区”对推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机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不过，时至今日，对这些“区”在改变中国经济结构、推动制度创新方面究竟有多大贡献、“区”的制度和经验有多大“推广”价值等方面，却鲜有权威总结和科学评估报告公诸于世。

官方设立各种“区”的初衷大多是为某项改革蹚路，但有的区“试”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至今还在“试”。进不了，也撤不了；有的“试验区”圈地建房，最后演变成“政策特权区”，或者某些群体和企业利益的“利益保护区”，甚至成了公平竞争的毒瘤；有的“区”只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多少“共性”和经验供其他地方借鉴，没有“推广”的价值，只能自娱自乐；有的“区”不仅不能引领当地的改革开放，反而掺杂、郁结了诸多传统“官念”和做法，成了改革的绊脚石……等等。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试验区”、“特区”？这样的“区”应该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社会风气转变等方面起到怎样的引领作用？这样的“区”应该建成什么样子，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从当前中国进入的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以及面临的复杂国际格局来看，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既不是改革的“样板区”，也不是只供人观赏却无法效仿的“独门秘技”，更不是由官方用足了各种“特殊营养”培育出来，然后又被拿来当政绩说的“特殊成果”。中国的新“特区”应该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可以被移植到其它机体、可以繁殖的“干细胞”，是生存能力适应能力都强大、能推动制度创新、观念变革的“种子”。

从1840年至今的170多年来，中国的政权几经更替、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几经改变，但国家的权力运作方式（官员任命制）、行政管理方式（自上而下的命令制）并没有多大改变。百余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社会结构呈现的“强政府、弱民众”特点基本未变，“政府主导”仍是社会生活和管理的基本形态。而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庞杂、多样性常常跟政府管理的“统一性”产生冲突，并引发社会多方面矛盾。

有人说，中国今天正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实际上，过去一百多年来（除去日本侵略时期外），中国一直处在转型中——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紧接着再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从以东方文化及其价值体系为主的社会向东西方文化交织交融的社会转变。这种转型是漫长的、艰难的甚至是反反复复的。今天，这种转型确实是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改革正是顺应这种历史大势的有为之为。

今天，中国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止是单纯的“提升经济质素”这一项任务，而兼有改革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重塑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等多重任务。在如此重任压肩背景下，无论是对“自贸区”还是对“开发区”或其它什么“区”等，人们均不宜寄予“非分之想”。

在最近的三十年里，中国有两个“区”的经验值得借鉴，即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但当他们的尝试和成果只囿于一个局部范围与一些固定群体享用时，当大陆将那样的经验视为“只可远观、不可触碰”的特殊制度时，其经验的价值也就被白白浪费。已进入到新阶段的中国改革还需要“试”什么呢？中国需要的是顶层设计，需要的是全局观念，需要的是如何转变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需要的是尊重市场，尊重民意的运作体制，而这一切，都需要超越“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