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习近平一年来的执政风格，可能再也没有比“剑”与“蜜”更贴切和形象的了。一手仗剑，一手酿蜜，这就是习近平在过去一年留给世人的印象，换句话说就是威权和亲民。

自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执掌中国的最高权柄后，习近平就表露出与其前任不同的领导风格。与胡锦涛在公众场合给人有些拘谨和刻板的印象不同，他显得自信和轻松，其语言也少了一些官气，而多了一些地气。这使他很快就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大众之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领导人，除了他的形象和家庭背景外，更多地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一位敏捷和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应付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和挑战的期待，希望有人能够带领中国走出过去10年的无为状态。

总的来讲，习和民众在过去一年经历了两个蜜月和一个紧张期。前一个蜜月是习上任初始到“两会”前后，习南下深圳重温邓之改革，并在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的讲话中发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誓言，激起了民众对变革之期待；后一个蜜月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习近平所规划的一揽子改革举措，使民众对他由之前的失望转而重燃希望。在两次蜜月之间，大约半年时间，由反宪政滥觞，到打击网络谣言，追捕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再到管制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一扫前一个蜜月带来的和谐气氛，使他和大众尤其是自由派的关系高度紧张，这种状态直到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改革预期升温，才逐渐缓解。

从国际社会来讲，对习的观察和认识也有一个深化过程。习近平所接手的中国，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强大，军事和武备亦有大幅跃进；另一方面，大国关系、周边态势则很差，中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东盟中的一些声索国，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有鉴于此，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外交，一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表现出更加进取、灵活与强硬的姿态。 

威权是执政的核心

习近平上台后，他的威权和强硬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权对内，强硬对外，它们呈现出执政风格的“剑”的一面。

习的威权首先表现在治党和治吏上。习近平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治吏来治党。上任伊始，他就通过中共政治局，发出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和文件等。一直到去年底，以中共中央或中央组成部门如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名义不断出台各项禁令、要求，据统计，共有16道之多。

迄今的治吏主要是围绕官员的作风问题，即所谓“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奢靡之风——来进行的。主要方式就是从去年6月开始，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即整风运动，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照检查，人人过关。从一年来实施的效果看，习的反“四风”还是很见效的，从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的价格和销量大幅下滑，以及星级酒店主动降星可见一斑。

在治吏同时，习近平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反腐是最能激起民心，赢得支持的举措。习在和大众关系搞僵后，民众之所以还愿意等待，就是因为看到他在认真反腐。习的反腐语录很多在民间已经变得耳熟能详，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等。这体现了习式反腐的几个特点：一是反腐与反特权联在一起，二是惩治贪官同时也寻求治本措施，三是既打“苍蝇”也打“老虎”，尤其后一点，使他的反腐举措区别前任。

这一系列严厉而决绝的反腐行动，效果显著。根据中纪委的统计，去年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中央直接管理）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共有31人，抓获17名位副省级以上高位的“老虎”，至于被拍打的“苍蝇”，更数以万计。在最近召开的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高调宣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同反“四风”和反腐败相比，习近平在中共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方面，则远没有前者大张旗鼓，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关注干部队伍的建设，只不过前者的光芒掩盖了后者。他在用人上有自己的标准，简单地说，体现在中共去年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贯彻了习重用“四种人”的思想，同时首次明确干部若有六类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一是群众公认度不高的；二是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三是有跑官、拉票行为的；四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五是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六是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但如果以为习近平的威权只针对党和官僚群体，则大错特错，大众也是其针对的对象。习近平希望党和官僚群体能够改善同群众的关系，但像历史上的每一任统治者一样，执政集团骨子里并不信任人民群众。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由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他要治官，保持百姓对官僚队伍的一定压力，但不能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近平发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鉴此，习近平要利用中共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操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胆敢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这也就有后来发生的各种看似匪夷所思的事件，如，反宪政、七不讲、清网与两高司法解释等。

上面说的是对内。在对外政策上，威权就变成了强硬。习的外交风格与前任有很大不同。胡锦涛时代的外交给中国人的整体感觉很憋闷，中国虽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周边关系的处理上，一直很被动，经济实力完全没有投射到外交上。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可能与领导人自身的行事风格有关，但更多的可能是过于机械遵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在外交上缺乏进取之心。习的外交风格则是大胆进取，敢于“亮剑”，外交上的强悍，与其处理内政时的威权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事实上，习还未登顶权力巅峰之前，此种强悍风格即已显露，这就是他在访问墨西哥时发表的“中国不输出革命”的谈话。习继任后，这种强悍态势一度有所改变，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但在维护政权安全和领土主权这些中共非常在意的问题上，习的强硬依旧，在东海、南海、朝核等问题上，特别是在和日本关系的处理上，表露无遗。围绕钓鱼岛争端，以及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最具观察性的指标，还是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分。虽然划分防空识别区是国际惯例，但中国在敏感时刻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表明其并不担心由此引起的与邻国的摩擦和对抗。

习在外交上的强硬，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首先，客观而言，中国已经是一头大象，而大象是无法藏在树丛后的，它决定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行，何况中国还是一头不同的大象，过于强调“韬光养晦”，反会引起外界更多猜疑和警觉。其次，主观上看，中国在经济崛起后，自然也要追求和经济地位相配匹的国际地位。第三，这也是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国国力的上升，国内民族主义也随之膨胀，而前任领导人的外交业绩，使中国人感觉不到这种国力的蒸蒸日上，相反，仿佛还像一百年前的晚清一样，当国人不能从外交上获得民族自豪感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化国内已有的矛盾或生起新的矛盾。所以，为满足国人做个大国子民的民族情感的需要，用对外的强硬表明自己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以增加支持度和中共合法性，就是现任中共的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习本人所具有的强悍风格，毕竟他出身于红色家庭。

亲民服务于威权，意在缓解政治压力

硬币的另一面，是习表现出来的亲民色彩。这一现象既是一种被动的趋势，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对习的亲民行为津津乐道，演绎出了许多民间版本。“习大大”的称呼本身，反映了民间对习的幻想，希望习像个父亲或大哥一样对待他治下的子民，因为“大大”在陕西方言里，有父亲、大哥或大叔的意思。无论取哪种意思，一方面含有威严，另一方面也含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慈爱。

亲民是中共历代领导人都着意表现的一面，因为中共宣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习的亲民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制度化，二是亲历亲为，从自己做起。“八项规定”虽是约束官员的，但它的目的却是防止官僚群体脱离群众，也就是说，习要通过这种纪律的刚性约束，促使官员走亲民路线。而要想官员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好的榜样就是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和亲历亲为。所以，人们看到，习出巡考察不封路，任民众拍照，走访田间地头，脱鞋上炕盘腿同百姓拉家常，卷起裤腿自撑雨伞，等等，甚至用“美女”这种老百姓才用的语言来称赞群众。当然，最抢眼的亲民行为莫过于前不久引起轰动的吃包子。

很多领导人都有过亲民举动，但不封路，尤其是在店里吃包子，则属于习近平的独创。他显然是借鉴了骆家辉坐经济舱，拜登在中国访问时吃炒肝之类的赢得中国百姓好感的举动。这种行为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但客观而言，也给中共领导人提了一个醒，如此“作秀”，是受百姓欢迎的。习的政治策划团队应该注意到了这点。

从效果来看，习近平的吃包子新闻轰动了世界，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方面，习借此举向外界传递出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形象，体现他对社会基层百姓的关心；另一方面，这顿节俭的午餐，也成为中共打击官员大吃大喝奢华腐败之风的最新表率。更深层的含义还在于，习通过这种和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力在剥除包裹在中共领导人身上的厚厚的“神秘”色彩。专制社会的领导人虽然偶尔也表现出一点亲民性，做个微服私访之类，但更多时候，是通过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制造“神秘感”来体现自己的威严。民众对政权的威严、恐惧与害怕，源自信息的不对称，当信息公开后，领袖的一举一动曝光，神秘感也就会消除，恐惧随之散去。在现代社会，亲民是政治领袖必备的功课，人们很少见到西方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故意疏远民众，那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习近平的吃包子之举，一方面是必须要适应现代政治对执政者的要求，客观上也能从宣传层面上淡化民众对实质上集权的反感；另一方面，这一举动实际上也给他自己和中共一个提醒，必须通过一些类似的亲民、开放的姿态消除自身的神秘，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消除对专制政权的恐惧。

中共的所谓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目前的信任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是脱离群众使然，反“四风”也正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要继续执政，只剩下利益交换和强力镇压，但后两者从来不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和基础。有鉴于此，习上台后，多次提出“回到共产党的原点”，回归群众路线。

中共能否再造？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希望、幻灭、再希望的过程，这与习近平的执政风格直接相关。威权与亲民，看似悖谬的两点统一于习近平身上，正是很多人不解之处。

中共自邓小平以后，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体制，最高权力是掌握在7-9个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的权力虽然比其他常委要大，但无法像毛、邓（晚期）那样，独断乾纲，不但受到其他常委约束，还受到退休元老、党内派系和地方的牵制，特别是胡时期，这点更明显。从这个角度说，中共一些御用理论家称中共领导体制为“集体总统制”，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可这样讲。然而，习近平过去一年的作为初步显示，其所获得的中共授权比前两任领导人要多，权力基础也比他们牢固，回归毛邓时期的强人政治特征已比较明显。这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两个新设立的强力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窥一斑。

习的强人政治也就是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在强制同意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的高度集权——往往以中央权威或执政党领袖的权威体现——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威权主义下，民众一般有一定的社会自由（主要是经济自由），但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缺乏民主。

根据最早提出威权主义定义的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Linz）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的界定，威权主义或威权政体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习近平在过去一年推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符合这个界定。

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共的改革是要改善治理，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提高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必须将权力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而在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官民冲突不断加剧，中共严重存在信任赤字的情况下，对于执政者来说，就要寻求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既整肃官员，又压制民众过分的要求，方能保持稳定，使社会转型平稳进行。这也是中共推行威权主义的原因。

而习近平家庭相对开明的红色背景以及早年下放农村、与农民“亲密”接触的经历，使他体认到秩序和富民的重要。的确，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没有稳定和秩序不可想象，此乃中共自邓小平后历任领导人高度重视维稳的原因。但秩序的形成既系于官员，也系于百姓，如果一味对百姓采取高压政策，而不抚民亲民，最后也必定没有稳定的秩序，因为社会在丧失基本自由后会陷入普遍贫困，民众最终会在压迫下起来反抗。

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看，社会转型期采行威权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威权路线有一个陷阱，这就是它高度依赖权力。因此，要想顺利转型，就要求政治领导人对权力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知，而恰恰在这点上，很多政治领袖过高估计了自己。因为权力就像鸦片，对每个人都有腐蚀性。在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会要求更多的权力，最后形成集权。

由于习近平的集权，开始有人担忧中国最终会走向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是否如此，目前判断不清，这主要取决于习近平对权力运用的自觉程度。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三中全会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比过去迈出了一步，纪检体制的改革，反腐败和干部选拔的制度化，都在推进。

威权主义在目前遇到的另一挑战是，时代和条件有巨大改变。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提出了一个政治结构的去神秘化和政治体系的开放问题，政治领袖越来越难以脱离群众。而威权主义本质上是与该趋势相悖的，若要适应这一趋势，就必须把威权主义进行改造。如果说，过去的威权主义或威权政体，权力更多地是在一个封闭体系下运行的，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必须有限度地向公众和社会开放，让公众一定程度参与政策讨论和政策议程，乃至领导人的形象设计。换言之，威权主义或威权政体，必须披上现代文明的“外衣”，这既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调整过程。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去吃包子。因为在开放社会的形态下，通过“吃”这一显示亲民和感性的举动，让公众参与到对政治领导人的形象塑造中来。此乃威权主义的现代形态，它既展示赤裸裸的暴力，同时又以现代的形式，来塑造政党和领袖的形象，将权力结构一定程度向社会开放。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力图适应现代开放形态的调整，从逻辑上说，理想化的状态是迫使中共转向现代政党，并最终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用中共自己的话语讲，若要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就必须彻底，政治领袖真正从群众中来，而这条路径的终点其实是中共尚无议程设置的民主选举。而只有这样，才能回到群众中去，为中共赢得真正的合法性。

总之，中共的平稳转型和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最终都要过渡到民主上来。（作者：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