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氛围变迁的确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传统——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往往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体现出来。然而无论一首歌、一出戏、一本书的出现，都只能是历史的注脚，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先导。换言之，这种变化是由事物内在规律、外在条件共同作用下决定的，若干细节只是它的具体体现；人们不能罔顾大的外部环境，仅仅通过紧盯细节的变化，只凭自己的判断来倒推出自己希望得到的结论。否则就是过度阐释、制造谈资甚至夹带私货。

崔健的歌确实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无所有》，被许多大陆民众视为反传统、反文化霸权的摇滚代表作，是当时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文化符号；但此后三十年间，它一直在中国大陆公开流行，与官方没有任何冲突，谈不上什么政治风潮的标志。

这样的过度阐释可能对崔健和春晚形成了双重“绑架”。在“与体制妥协”的符号拔高中，崔健与其上春晚不如不上，省得麻烦；面对舆论将此事与政治过度联系的声音，也会令春晚主办方更加慎重，提出换歌、改歌词等要求，因为谁都无法承受唱首歌要承担大历史走向的沉重。

崔健上不上春晚，是一个他与春晚的双向选择，怎样决定都无可厚非。上了春晚，中国在那里，不上春晚，中国也还在那里。中国始终会按既定的步伐走，文化是开放还是封闭，是繁荣还是衰微，不会因此而定论与改变。相反，舆论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立场表达，海外舆论泛政治化的解读，实际上是反应过度。

崔健上了春晚，也只是一种怀旧，一种情怀，毕竟他与他的歌承载着一个时代。如果舆论多一分实事求是，少一分夸夸其谈，或许，春晚就会更多涌现属于时代的歌声，华人收获更具丰富的“乡愁”记忆。

开放时代，需要政府、官方的开放意志，但也需要民众、舆论的理性视野。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