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途径主要包括：依法追讨、回购和捐赠；其中，商业回购一直颇具争议，一些声音认为，这等同于“受害者出资购买赃物，承认掠夺者的合法性”，且间接推高了文物价格，助纣为虐。而黄怒波这次未直接购买而选择捐资，就有避开非议的考量。

诚然 ，依法追讨是最理想的形式，但现实是，这已成为国际难题。虽然文物流失国追讨有1970年与1995年两份国际公约作为法理依据，但公约约束力微弱，对于公约生效前流失的文物，特别是追讨从圆明园流失的价值连城文物，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中国律师团赴法国，试图通过法律阻止佳士得拍卖圆明园两件兽首，最终请求被当地法院驳回。近年来，中国单纯依靠法律途径追讨文物收效甚微。

面对种种障碍，出于民族情感和文物保护，商业回购在法理上固然有违程序正义，但在结果上却是最具实效，这是残酷的现实。而眼下的中国商人，超越赤裸裸的商业买卖，以捐资形式换回文物，表面上是一种交易，但如仔细探究，捐资用于助力对方文物保护，双方一致实现文物保护本义的价值回归，而不是让文物成了一方的钱袋子，这对于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保护是积极有利的，它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一种进步，民众不仅不应责备，反该点赞。

7根柱子值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承载的关乎民族、国家的“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舆论应当回到这一点的终极意义，坚持法理，同时亦当抛弃狭隘、挑剔的眼光，对流失文物的回归形式，多一些包容。

中国的文物追索长路漫漫，如何避免由拍卖等方式推高文物价格进而助长盗窃走私之风，中国政府如何与国际合作提高依法追讨效果，全社会皆当建设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