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文中，对于中国老龄化的问题，他给出的“药方”是——建议中国政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年轻人教育水平，和加大研发支出。

诚然，这些建议与其说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趋缓问题的解决或缓解之道，其隐含的逻辑假设是：经济增长问题解决好，老龄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姚主任开出的“经济处方”之于中国老龄化问题而言，显然是片面不足的。

面对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亟需更加系统的解决方案，需要从国家和政府、社会、企业或单位、家庭和个人各个层面通盘思考、全面筹划，方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当中国达到重度老龄社会（届时中国大约每三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老年人）时，避免普遍发生老年人“夕阳不红”、凄苦度日、自杀高发的社会悲剧。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凡事从党、国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的思路，更应该从最根本的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开始谈起，随后谈企业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再谈国家和政府的对策。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往往伴随着两大类风险——长寿风险和年老多病以致需要长期护理的风险，俗称“老不死”的风险和“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风险。

长寿风险这个学术名词指的是，退休前按预期的寿命准备养老金，但是活得太长寿超过预期，以致没有足够多的钱按自己预期的方式生活，拖累子女导致子女不孝敬，老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的一种风险。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43岁大幅提升到目前的75岁，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将是大势所趋；然而中国“未富先老”的状况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提醒人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退休规划，以及储蓄和投资计划，慎重考虑何时退休、如何养老、在哪养老等人生重大问题。

在这一点上，个人与其依靠国家和政府，不如更多承担个体责任、多多依靠自己。从1985年“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到1995年“只生一个好，国家帮养老”，到2005年“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到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再到现如今“以房养老”，你认为这些口号靠得住吗？要想有一个绚丽的“夕阳红”，可能唯一行之有效的个人对策是“自求多福”，根据自己的情况早日规划，尽早着手准备。

在一个重度老龄化的社会，年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需要他人长期护理的个人风险，将被急剧放大，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美国长期护理专家Peter Kemper教授的报告显示，美国65岁男性余生内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为58%，65岁女性余生内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更高达79%。对于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他们如何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长期护理，更是一个需要根据自家情况提前预备、早日规划的大概率事件。

家庭和个人知晓和重视老年人生活风险，对于避免人间悲剧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大大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自杀率。例如，根据《2013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杀率平均为每十万人中有4.82人，而70岁老人的自杀率则是这一平均自杀率的3到7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1起自杀案例的背后大约有20起自杀未遂的案例，由此可见老年生活极端不幸福或境况欠佳是非常普遍的，这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退休和退休规划，要为退休生活做好足够和全面的准备。

对于企业或单位而言，它们需要将应对老龄化危机提高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一方面，企业应为自己的员工提供企业年金，将提供丰厚养老福利作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向员工提供具有弹性的退休时点选择权。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为自己的员工提供相关的养老资讯、培训和讲座，如波音等美国公司，它们为高级员工或全体员工提供退休规划和咨询服务，提高员工对退休后老年人生风险的认知度，目的是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退休后的各种人生风险。

相对于慈善捐款、捐资助学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而言，为员工提供应对老龄化社会危机和风险的相关福利、资讯和服务，也许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具有广告效益，但这是一个真正具有远见和社会责任感、真心关心员工、关心社会的企业或单位最大的社会责任。

对于社会而言，它需要有更多的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本等社会资源，投入到为老龄化社会服务、为众多老年人服务中去；需要有更多具有远见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业领袖，开创更具普惠性质而非“高端养老”性质的养老服务和产品；需要更多满怀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学者，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资本家，投入更多的资本为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融资；需要有更多受到良好老年服务培训的人们，投入到为中国老年人服务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去。中国保险业除了圈地建高端养老社区以外，也需要开发更多更好的养老年金和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为社会提供规避和管理老年人生风险的高品质金融工具。

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最好的应对之策应是要尊重客观规律，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利用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保住“社保”的底，利用所掌控的政治资源更好地引导全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危机与风险。

尊重客观规律，首先要尊重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修订或废止任何不科学的人口政策，其次要尊重市场规律，加大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切实利用市场的力量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诸如“提高年轻人教育水平”、“加大研发支出”、乃至确定退休年龄等工作。国家和政府大可无为而治，放开对高等教育的行政管制，放手让企业自己去决定该如何加大研发力度，放手让企事业员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何时退休，这应该比国家和政府事事操心的效果要好。

国家和政府切实“依法治国”对于应对老龄化危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加大对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保障老年人权益，打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和其他犯罪行为。

根据美国成人保护服务处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50至100万件老人受虐待的举报电话，而这些只是冰上一角，因为平均发生13件虐待事件中只有1件会被举报，大部分老人因为害怕报复、担心日后无人照顾、或顾于面子而没有举报。为了从法律层面保护老年人的权益，美国专门制定了联邦老人法案、老人受虐正义法、护理之家改革法案等法律法规，确保老年人尤其是那些丧失自理能力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免于言语、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保护工作还有待大力完善。

国家和政府利用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保住“社保”的底，对于应对老龄化危机而言也是非常迫切的。一方面政府可以将部分国企的股份和分红划归社保基金，让所有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其可以向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邻国学习，设立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社会在应对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风险上有最基本的保障，让失能老人享有最基本、最起码的照料和尊严。

最后，国家和政府还可以利用所掌控的政治资源大力引导社会和人民关注老年人生风险，关注老龄化社会的问题；通过加大养老年金保险的税收减免或税收延期等手段，助推社会大众为应对长寿风险早作打算、早日行动起来；国家和政府还可以从文化上大力倡导传统的孝道和家庭观念，倡导社区养老的理念，增强子女、老人和社区的连接和互动，减少“空巢老人”孤苦无依的现象。

总而言之，中国未富先老、快速变老的现状和重度变老的趋势，使得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异常严峻，解决如此严峻的问题，需要国家和政府、社会、企业或单位、家庭和个人都正视老龄化风险的所在，以人为本地共同采取多种措施，为必将到来的重度老龄化社会尽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