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所示，这些新动向的影响让东京、法兰克福、伦敦或华盛顿正在考量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下图显示了2008年以来官方借贷与影子银行借贷的变化情况，两者共同构成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TSF)。

第一阶段，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后，中国出口下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为应对这种情况祭出紧急措施之后，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在这一年翻了一番，至20万亿美元。

第二阶段，2010年至2013年。经历了2010年至2011年的平稳增长之后，由于影子银行部门失控，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再度飙升，在2013年达到28万亿美元的峰值。2013年，影子银行借贷已达到14万亿美元，与官方借贷相等，比2008年的影子银行借贷高出11万亿美元。

第三阶段，2013年以后。2013年3月，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改变了一切。自那时起，影子银行借贷腰斩至6万亿美元，社会融资总量减少了4万亿美元——尽管官方贷款保持了扩张以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水平。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29%上升至207%。不出所料，这使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变得异常火爆，而中国房地产行业也成了投机者的天堂。

2011年很可能是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一个错误观点开始获得普遍接受，即中国已忽然间变成了一个“中产”国家。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年那份报告中的结论性文字让企业和投资者着了魔。该报告称，中国大多数家庭“在2007年年底之前就已跨入中等收入阶层”。但他们有选择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即报告的附加说明——这一论断基于的中产收入阶层判断标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人均收入达到2美元到20美元”。然而，即使两名成年人每天赚20美元，全年无休，他们一年的总收入也只不过1.46万美元，远低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贫困线。

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似乎仍不愿放弃自己对未来的乐观想象。结果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日俱增——习近平几乎不可能通过突然让放贷再次大规模攀升来支撑中国的“旧常态”经济。他所关注的是2017年11月，届时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任命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现在的任何政策摇摆都会削弱他的执政主线——强调他在解决自己承袭的债务、污染及腐败问题上取得的成功。政策摇摆还会分散人们对他关键的“新常态”政策的注意力，后者旨在平衡经济增长，大力扶持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地区。

当然，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新兴市场和西方，那些已经投资于建设新产能、以供应中国子虚乌有的中产阶层的人们，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痛苦。中国新的五年计划(2016—2020)侧重供给侧改革，即仿效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的改革，这一决定很可能会加剧这些人的痛苦。但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对一个过时的经济体进行结构调整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减少过剩的产能，缩小效率低下产业的规模。

关键问题在于，截至2013年这几年，中国的借贷泡沫已经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我们已经从美国次贷泡沫学到了教训，一直吹到气球爆炸是非常危险的。习近平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借贷泡沫基本上一直比美国次贷泡沫更猛：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的报道，中国一线城市当时的房价收入比率已达到14:1，美国的平均值才5:1。消减这么大体积的泡沫而不发生危险，这根本没有先例。

习近平的唯一选择，就是按照邓小平的建议“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消减这个泡沫。因此，投资者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中国借贷政策的新动向。一门心思研究发达市场的央行政策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他们急需的压力舒缓，但这样做意味着，随着习近平继续推动杠杆浪潮掉头，他们极有可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变成了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