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暴力事件的余波还未平息，又有数万民众几天前走上波士顿的街头。作为当前美国国内“左右极端对立”的体现，波士顿市同时有两场集会游行，一场是由右翼团体组织的“言论自由集会”，另一场是由左翼人士组织的“反右翼游行”。后者认为前者其实是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鼓吹极右翼立场的示威活动，但“言论自由集会”的组织者反驳了这一说法。

　　如今这种“左右对立”的情形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当美国人民开始掀起推翻雕像运动的时候，一些英国人开始谈论把第一个应该推翻的雕像目标对准英国曾经的民族英雄纳尔逊，因为他被视为奴隶制的辩护者。当然从国家层面看，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与老欧洲也在价值观上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缝。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曾经令美欧无比团结的“西方价值观”，如今却难再令他们沿着共同的方向走下去？

　　美欧精英对“西方价值观”理解分歧严重

　　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在近十年来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下，由于经济、民族和安全等因素导致人们对“西方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例如，不久前特朗普在波兰发表了广受关注的演讲：确立基于宗教和文化的身份认同，以此定义西方价值观和促使西方文明的再生。对特朗普界定的“西方价值观”，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主流精英人士批评声不绝于耳，看起来即使是美欧等国的精英群体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分歧也已相当严重。

　　首先，以特朗普为代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或西方是一个回归美国自身历史上曾经盛行的所谓“WASP”主导的概念，它强调的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价值观主体地位，带有浓厚宗教、种族色彩，突出一元文化消融和领导其他文化，从而保持美国与西方独特性和优越性地位。坦率地说，这种以往曾主导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在当前美国精英群体中不是主流。在肤色各异、宗教多样、族裔复杂的国家和世界中，文化多元并存和相互包容是保证不同个人、信仰群体、族裔形成平等基础上的理性共存的前提。

　　历经百余年磨合与抗争，文化多元已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主流认同。而美欧一些人重新界定西方价值观的主张，实则是将美国和世界再推回到充满纷争的历史中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美国民众身份认同危机的加剧和世界不同区域危机的扩散。

　　其次，西方价值观是以民主与资本主义，还是以宗教与文明为突出表征，美国与西方一些人的认识看起来是越来越混乱了。前者或许还有些许合乎全球化的要素，而后者则将其他文明设想为美国或西方的对立面，以此再造美国自身国家认同与所谓西方内部的团结。以特朗普的那场演讲为例，实际上是将美国国内目前比较严重的价值观认同危机和国内的深刻分裂投射到了整个美欧范围，它映衬的是美国内部及美欧之间的巨大隔阂，欧洲国家对美不满的氛围必然会更为浓厚。

　　客观而言，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西方”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谈论何为普遍认同的西方价值观越来越乏味了。反复鼓吹西方价值观受到攻击的论调纯粹是无中生有，无聊至极。既然“西方”一词已高度碎片化了，“西方价值观”也已逐渐缺乏认同了，对其攻击或反复使用该词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些人捍卫的“西方”有些像堂·吉诃德式的风车，以寻找缥缈的敌人展示其自身独特和卓越。

　　老套的“价值观”处方加剧现有困境

　　第三，美欧一些精英仍旧认为，国际和国内冲突的主要来源大致是“西方对非西方”和“基督教对非基督教”，这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部分政策精英界定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陈旧范式，它带来的是美国与世界的格格不入以及美国内部深陷文化战争而难以解脱的悲剧结局。“全球化对反全球化”应说是当前国际与国内冲突的主要来源。有人试图依然以价值观对立冲突的旧思维，来解决当前世界中涌现出来的系列新问题，抵制自由贸易、反对气候变化等就成为不受待见的表现。

　　方向正确，努力终有收获，方向错误，努力终将一事无成。如果美欧政治精英对本国的外交和内政变革给出的依然是一个老套的“价值观”处方，这只会加剧自身困境，带来更多区域纷争。

　　第四，特朗普坚持“西方价值观的灵魂及身份认同的基础是上帝”，实际上，争取美国独立的那些革命者的精神与思想，主要源于对信奉宗教强烈质疑的那些启蒙思想家的学说，维系美欧间北约这样持久联盟的精神基础长久以来也被认为源于此。以单一宗教规整西方价值认同主张，是完全搞错了时代，它只能加剧所谓西方认同价值基础的瓦解，带来的只能是美国自身与世界的深度分裂。

　　美国一些具有反思精神和富有影响力的分析家认为，冷战后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当前的世界呈现的乱局，并得出了只有美国有效自救，世界才会有救的结论。基于美国内部对西方价值观的认识混乱，美国将难以在短期内启动自救进程，冷战后美国内外政策失当致使世界失序的惯性现象将依然延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持续警觉。按照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国政策群体能否真正具有自省和自救意识，就成为人们衡量美国能否负责任处理内外危机的关键标尺。现在美国的状况显然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