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冷暖，竟至于斯。一句“关我屁事”，尽显冷血，让人寒彻心肺！纵然是一个无关者的生命凋谢，都应有点同情，可为什么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救赎却换不来一句简单的“谢谢”二字？

多少年前，鲁迅大加鞭挞国人“事不关己，一概冷漠”的劣根性。而今，这种世俗的明哲保身之举仍大当其道。可以想象，目睹了邓锦杰遭遇的公众未来再遇到类似“路倒翁”和
“溺水者”时，还会有人再施以援手吗？不是不想救，不是不能救，而是不敢救了！世态炎凉，莫过如此。

幸好，还有些不服气的人们，在自发搜索获救者：邓生前的老板悬赏万元找那一家三口；邓锦杰的几名同学凑了10万元赏金征集线索；网民甚至发起人肉搜索……其实，即便找到了又能如何？“只希望被救者能现身，说一声谢谢。”——人们想寻回的，不只是那一声“谢谢”，而是社会对道德的价值认同，对真善美的尊崇，对恩将仇报的鞭挞。

因为，见义勇为的利益考量与社会道德危机已成为当下社会的群体性焦虑，而此次事件更使道德滑坡至冰点，获救者不仅背弃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情伦理，一句“关我屁事”危害更甚，足以成为群体冷漠的根源。

在抨击与指责之余，要保障道德回归，还必须依靠法律与机制的建设。在美国，各州制定有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在中国，既然“常回家看看”能立法，为何对见义勇为不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制？对见义勇为者如何表彰与奖励，对冷漠者如何追责，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均应通过完善法律条款等途径，得以合理且更有效的解决。

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关我屁事”的看客式冷漠，也惟有如此，才能佑护见义勇为者们，社会才能不断释放诸如邓锦杰、“最美XX”之类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