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德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态度和政策饱受批评。其中部分是从经济学观点提出的实质性批评，部分则搬出各国原本对德国尤其是对希特勒时代所怀固有意见而提出的陈词滥调。面对各式批评与舆论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两年多来始终坚持执行其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危机政策——削减浪费性公共开支、整顿财政、提高经济竞争力、改进经济结构等的紧缩政策，仅在急须提供救援的燃眉之急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有意思的是，在一片对德国不利的批评声中，大部分德国民众仍支持他们的总理，默克尔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高居德国政治家榜首。

    默克尔为何坚持认为紧缩政策是解决欧债危机的良方？《纽约时报》8月11日刊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史蒂芬·奥茨门特（Steven
Ozment）所写的《德国紧缩政策的路德精神核心》一文给出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解释。

    奥茨门特从德国历史中理出对现代德意志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段历史时期，即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的时期。马丁·路德1517年写出对教会发行赎罪券效能提出质疑的95条论纲，随后又将拉丁文圣经译成德文，由此在德语区和德国以北地区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分裂出一个新教派别——福音新教，并在当时的德国拥有相当广的信徒，新教教义从此也成为德意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天主教势力仍相当大，且经过近5个世纪的思想演变和现代政治上的政教分离，马丁·路德教义仍对德国民众的价值观产生着影响。

    文章特别指出，路德把救助穷人看成是一种有组织的、市民应有的义务，每个城市都应设立公共钱柜，拿钱给穷人提供救济款或贷款。每个获款者必须保证在其状况转好并自立时归还，这样借款者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承担起责任。这就是路德宗教徒所称的“爱从信来”。

    奥茨门特认为虽然近500年已过去了，新教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在德意志民族中并没有消失。他写道：

    “默克尔生于东德路德宗牧师家庭并接受过洗礼。明显地，她相信其宗教几百年来的伦理道德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解决欧元危机的最佳良方。”“如果说默克尔反对所谓的泛欧元区债券，那不是因为她认为那等于将钱免费送给不值得救援的穷国，而是因为那不会使获得救济的穷国对自己国家承担起责任，也不会使其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把自家搞好。”

    奥茨门特的解释使人能从另一角度来理解默克尔的政策。在各种世俗科学思想盛行和多元文化渗透的德国，路德宗新教教徒的人数虽越来越少，但其核心价值观多多少少仍存在于广大德国民众意识里。德国二战后的两大政党之一就是冠以“基督教”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默克尔是现任主席。二战后执政的CDU就推行过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另外，也可从现代德国人评出他们历史上最伟大人物的头两名大概看出大部分德国人所持的价值标准：二战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和使联邦德国融入西方阵营的第一任总理、当时任CDU党主席康拉德·阿登诺和马丁·路德。再看3月选出的总统高克，他原是东德路德宗基督新教的一名牧师，在联邦大会第一轮选举中就以罕见的高票当选。这些事实多少说明新教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仍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至今为止，欧债问题虽仍没得到妥善解决，但可贵的是，不管方法正确与否，欧元区各成员国还是无私地拿出钱来尽力帮危机国渡过难关。这种互助精神与那种曾被二战前欧洲外交家所强调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信条成鲜明对比。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讲民族品质，不订立共同的价值准则，不追求理想，确实只剩下利益可追求了。但如果不去继承老牌帝国主义者的“永恒利益”价值观，而是让人以更高的价值准则来主宰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便不会因过分着重利益的考量而发生冲突了。二战后的60多年，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就再没发生过战争或大的冲突，且普遍生活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这就是因为至今吸收的27个成员国都是在加入时同意共同遵守欧盟订立的各种价值准则。虽然欧债危机暴露了欧盟体制的许多缺陷，但欧盟政治家们并未搬出“永恒利益”说，可见现代欧洲与过去欧洲有很多不同。

    上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人因为对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平条约对德国的不公平而感到愤愤不平——割地、赔巨款和各种限制几乎窒息了德国的经济发展。自认为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民族是最最容易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幸的是，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希特勒这位法西斯野心家利用了。二战后，德国人恢复了理性，对所犯罪行作了深刻反思，也找回了许多固有传统价值。

    德国是个有深厚悠久哲学传统的国家，如今各党所重视的价值观都共同在德国社会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由于默克尔正好是现任总理，她所代表的路德宗新教价值观在其施政中便能得到一定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