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在世界范围内，其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本。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德国人口约为8180万，其中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小于15岁，该比例为欧洲最低，全球也只有日本的这一比例低于德国。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德国未来的人口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40年之后人口数量将减少1200万，低至7010万人。
人口老龄化对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德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削弱；公共财政负担加重；社会保障资金将面临空前危机；并由此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社会心理问题等不良后果。2009年，230万德国人需要护理，而这一数字在2030年将增至330万人左右。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系统应对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典范；2012年生效的法律规定，退休者的年龄将由过去的65周岁逐步过渡到67岁；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党还起草了一份议案，拟向25岁以上有收入的人群征收一份额外的“年龄税”，让这些年轻的工作者帮助国家应对迫在眉睫的养老压力。
德国重度老龄化
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统计数据表明，1980年德国人平均年龄为37.1岁，比1970年增加了2.2岁(增6.3%)。而1970年的平均年龄34.9岁与1960年的平均年龄34.8岁相比之下几乎没有变化。1990年比1980年增加了1.7岁(增4.6%)，2000年又比1990年增加了1.4岁。1980年至2000年平均年龄相对缓慢的增长原因，来源于外来人口和东西德统一。在这两个因素消化之后，2010年比2000年再猛增了2.6岁。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德国人平均寿命达79.80岁，其中男性达77.70岁，女性达82.74岁。据联邦统计局2010年数字，60岁以上人口达2.17千万，占总人口的26.6%，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60千万，占总人口的19.6%。2030年德国60岁以上的人口预测将达36.2%，2050年甚至将超过40.9%。现在德国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1%，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由目前约1600万人增加到2400万人；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约34%。当前德国每5个人中有1个是超过65岁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到2030年每4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60年上升到每3个人中有1个。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德国采访期间，曾在法兰克福街头看见一对中年夫妇带着5个孩子过马路的温馨场景，大的有10多岁，最小的还躺在手推车里。但德国同行苦笑摇了摇头，他告诉笔者一句格言——“You can imagine the opposite ”，用来说明眼前的情景只是特例。事实上，在德国，看到的也确实是“相反的情形”：汉莎航空的空姐是“大嫂”；酒店里的服务生是耄耋长者；租来车辆的驾驶员也多数是老年人。
德国人口自2003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低下。据统计，现在德国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2006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14.4万人，预计到2030年，德国总人口将由目前的8250万人下降到7800万人。伴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德国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联邦统计局负责人索美指出，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国妇女不再做母亲。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德西的托儿所数量不足，很多小学午后就关门。2008年，60岁以上妇女中11%没有孩子，而这个比例在40到44岁年龄层的女性中是21%。据联邦统计局称，从现在起到2060年，德国人口将减少到6500万—7000万。老年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出生率又不断下降，德国社会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由于自然余额(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差额)呈负值，德国经济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巨大挑战，未来十年增幅可能出现明显回落。经合组织发布的《2012年德国经济报告》指出，长期来看，德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的较低水平，10年后甚至可能降到1%，主要原因是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劳动力数量下降。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德国未来要保持富足，需要在劳动力市场、税制系统和能源政策上进行结构改革。
研究人员预计，2016年至2025年期间，经合组织每年就业人口平均增加0.5%，而德国同期就业人口将明显减少。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51%上升到74%。
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要求德国政府进行改革，提高就业人员数量，通过让更多妇女从事全职工作和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获得专业人才。为此，德国需要在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上进行改革。例如，减少对单职工家庭的税收优惠，同时投资建立服务好而价格低廉的幼儿园。
古里亚说，2012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4%。未来德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加强内需和提高劳动力潜力。经合组织建议德国放松建筑师和律师等一些服务行业的苛刻规定，不仅直接资助而且通过减免税等方式推动科研开发。
劳动力也将形成缺口。尽管目前人口老化的有害效应因越来越多的妇女和老龄劳工参加工作而得到抵消，但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研究所(IFW)研究员科思预言：“就业人数的减少从长期看将削弱德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增长率今后每年应在1.2%上下，而2000年是1.5%。”联邦劳工局预计，德国到2025年的劳动力缺口将达到700万，必须大规模引入外来人才。
退休的老人日益增多，将对公共财政产生影响。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10年，德国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照此发展，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负担更多的老人。目前德国需护理的老人约230万人，其中150万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另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针对德国老龄化迅速的发展，世界著名的审计师机构Enrst&Young2011年9月的调查结论是，至2020年德国将有9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换句话说十年后需增加10万个机构养老的床位，单独此项投资就需177亿欧元。
人口老龄化造成社保支出增加，社会保险(行情 专区)体系的资金保障将面临重大挑战。位于柏林的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科林霍尔茨表示：“随着德国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龄，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将面临空前危机，如今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因为缺少资金而无以为继。即使出生率能有所提高，但新生儿的绝对数量还是会持续下降，因为育龄妇女的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少。”
德国联邦议会工作组最近提出一项“年龄税”建议，即每个年满25周岁的德国人按照收入比例缴纳一定金额以建立储备金，保障未来不断上升的养老金支出。工作组的理由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将在2030年左右退休，届时所需医疗和护理支出将大幅增加。
“年龄税”的诞生来自于对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不堪重负的担忧，由于涉及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和经济公平问题，其可行性还有待论证。该提议还受到了来自执政党和反对派的多重批评。
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国民经济生产力下降，税收负担加重，带来年轻人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会加深社会代沟，出现更多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影响社会和谐。德国专业人才紧缺、养老院护理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表明，以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已经开始对德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影响。有分析认为，德国今后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欧债危机和能源短缺，而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德国各部委正联手制定一项“人口政策”方案，对德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进行长远规划。默克尔为此主持召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专家会议，邀请各界代表共同商讨对策。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接受《商报》采访时提出“2030议程”，指出要及时应对社会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他坚持将退休年龄延至67岁，提高女性在领导层的比例，并支持外来移民政策。提出“年龄税”的工作组不仅强调社保基金的稳定，还提出了创造家庭友好型社会氛围、倡导外来移民、雇佣更多女性和老龄职工等多方面措施。同时，提高出生率及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之间的平衡等根本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家庭友好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据认为，法国的生育率好于德国的原因就在于其家庭政策的鼓励与配合。
有人口专家认为，人口发展从多子的农业社会到老龄的工业社会一般经历五个阶段，在最后阶段应该重新达到平衡。从当前的情况看，全球的工业国家仍在朝着老龄化社会发展，是否能够达到理论中的新平衡，还有待事实检验。
在新加坡的一个会议上德国绿色环保城市弗莱堡市市长迪尔特·萨罗门(Dieter Salomon)谈起了城市的未来。当被问及未来30年德国城市将会如何之时，他微笑着说：“不会有未来”。
市长先生并没有夸张。几十年以来，欧洲的人口增长是全球最缓慢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人口替换率，且比美国低了50%左右。假以时日，这种人口趋势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到2050年，欧洲现拥有的7.3亿人口将减少7500万至1亿人，其劳动力人口也将比2000年时减少25%。
德国是欧洲大陆的超级经济体，逃脱人口“寒冬”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到2030年，德国每100个人中就有53个退休者，相比之下美国为30人。如此，德国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成本将蚕食其现行节约/产出型经济的成果。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克·爱波施塔特(Nick Eberstadt)称，到2020年，德国债务本息占GDP比重将会是目前希腊的两倍。
政府的对策
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建立公共养老体系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当时的宰相毕斯麦就设立了养老保险，在整个20世纪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1995年的护理保险。总的来说，养老主要是由社会来承担，公共养老金待遇也十分丰厚。自从护理保险问世以来，养老产业给社会提供了几十万的就业机会。
为了应对老龄化，德国在单一公共养老体系基础上增加了积累性养老计划。德国公共养老体系(GRV)采用现收现付制，所需资金来源于工薪税和财政补贴，工薪税税率为19.5%，负担约70%的公共养老支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认识到老龄化将严重影响公共养老计划的可持续性。德国于1992年启动养老改革，主要政策包括修改养老待遇调整机制，避免养老待遇过快增长，控制提前退休，这些方法在减少养老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养老待遇。为了弥补养老待遇下降，德国建立了自愿性质的完全积累养老计划，个人缴费率为4%，政府给予税收优惠。积累计划的覆盖面目前还有限。2004年，德国进一步修改确定公共养老金待遇的公式，新公式根据退休人口与缴费人口比例的变化自动调整公共养老金的待遇，在老龄人口比例上升时，公共养老金待遇会自动减少。
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三部分，后两者又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政府的养老负担也在逐步增加。为此，德国政府在维持法定养老保险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更多地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在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广，既包括一般的养老金，也包括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后的养老金等。原则上，所有雇员都是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等一般参加私人养老保险。
法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缴费，费率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目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9.5%，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一半，当雇员月收入低于某一限额时，则由雇主单独支付。此外，法定养老保险每年还获得国家补贴，总额约占当年养老保险总支出的五分之一。养老金根据退休者退休时的工资和工龄长短计算，但最高不超过退休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5%。
此外，德国还大力鼓励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与法定养老保险不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采取“直接支付原则”，即职工在工作期间积攒了多少企业养老保险，退休后他就能得到相应数额的养老金。职工缴纳的企业养老保险占工资的比例每年由行业劳资部门和政府协商决定，且这部分养老保险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养老保险最初是作为福利向职工发放的。
从2002年起，德国颁布新法律，规定企业职工有权利要求雇主将一部分工资或者节假日奖金变成企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组织形式及受保人等均可自由选择。目前，德国的企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的覆盖率已经高达65%，成为养老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补充部分。
尽管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属于自愿性养老保险，并由私人公司经营，但政府并非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为了防止雇主因宣布破产而无法支付养老金的风险，德国设立了雇主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会作为担保机构，规定开办企业养老保险的雇主有义务向担保机构投保，如果企业破产导致无法支付本企业的补充养老金，则由该基金会支付。
私人养老保险也是自愿的，并且也能得到国家补贴。目前，德国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所支付养老金的比例大约分别为70%、20%和10%。德国政府希望，私人养老保险支付的养老金近期能提高到整个养老金的15%，中远期达到25%至30%。这样，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将有望从现在的补充地位逐步提升到与法定养老保险相近的支柱地位。
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给德国19世纪创建的养老保险体制带来极大冲击。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方法”，也称“代际合同”。具体说，就是由当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用其所缴纳的退休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和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三个在职员工养活一个退休人员。而德国目前是每100个在职人员为44个退休者提供退休金。按照现在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再过20年，每100名在职员工要养活78个退休者。到那时，想靠在职员工交纳保险金来保障退休者的生活已不可能。
当德国19世纪初推行养老保险体制时，法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而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1956年德国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时，把退休年龄定为65岁。这几年，德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5岁，但平均寿命已达到80岁。因此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开始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欧洲社会已对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习以为常，一些福利国家更被视为欧洲大陆退休人士的乐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行制度即将破产，但老百姓关心的往往是眼前利益，反对延长退休时间。记者的一位德国朋友就认为，这个决定不符合实际因为在德国企业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在65岁之前就已经因身体等原因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推迟退休年龄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和晋升空间，延迟退休就是延长国家的新陈代谢周期。德国工会也批评说，该项改革措施无益于德国的老年保障体系，是变相的“缩减养老金计划”。不管老百姓如何反对这一措施，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对现有福利体制进行改革是德国必须面临的“痛苦现实”。
为了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制订了一项专门资助有关人口老龄化各领域研究的综合科研计划。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安妮特·沙范在介绍这项名为“德国政府人口变迁研究日程”的计划时说，这是德国首次专门就人口老龄化制订跨学科研究计划。德国政府计划到2016年总共为该计划投入4亿多欧元。这项计划涉及的课题既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旨在改善老年人生活的通讯、交通、建筑新概念以及培训、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
沙范说：“我们要通过科研，推动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的新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开发。我们要为全社会的福祉去发掘至今仍潜藏的长寿社会的宝藏。”
德国教育和科研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德国未来不仅要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还应善于充分利用老龄化的机遇。比如面对未来年轻就业者逐步减少的现实，如何更好地发挥年长就业者的作用。研究计划的一个资助方向就是促进企业界和教育界为类似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福利国家的养老楷模
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和其它经济领域一样，德国联邦政府原则上不直接介入“银发经济”的市场开发，但政策上给予充分支持：财政上支持需要护理的老人，税务上支持护理企业。德国社会福利法共有十二卷，是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
护理费用首先来源于护理保险，牵头单位是卫生部。标准分别是：
居家养老：护理级别1，每月450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100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日间或夜间照料中心：护理级别1，每月450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100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短期托老所：护理级别1至3，每月1550欧元；
机构养老养老院 ：护理级别1，每月1023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279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老年痴呆症：每月2400欧元；
需要说明的是，护理保险的金额是建立在非全保基础上。比如柏林的养老院对于护理级别2需每月3000千欧元费用，除去护理保险每月所付的1279欧元，自己必需交付剩余的1721欧元。
如果个人无法交付如上所述的1721欧元，则国家根据个人收入的底线而作出相应的财政补贴。德国社会福利法第十二卷作出了财政补贴的规定，牵头单位是民政福利部。
对于护理企业给予税务优惠政策。德国目前企业征税主要有两项：销售税目前19% 和赢利税。企业赢利税又分企业所得税15% 和企业营业税约13% 。对于护理企业则免销售税和营业税，只交企业所得税。
地方政府对于老年住区也会给予支持。由于德国联邦制的特点，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政策上或财政上的支持。如慕尼黑地方政府针对地价极高的现状，对建立小型老年住区给于政策上有力的支持，即所谓的慕尼黑模式——以建筑指标换取相对便宜的地价用于公共事业。“慕尼黑图得林老年住区”包含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49套及108个床位的护理式托老公寓养老院 ，地方政府另给予每个床位16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德国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这一原则在德国基本上已实现。目前德国需护理的老人约230万人，其中150万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得到亲戚朋友邻居的帮助，他们的年龄平均在80岁以下。另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通常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年龄一般在80岁以上。需护理老人的第一阶段以居家养老结合社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进入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主要是以传统居家上门护理为主，日间照料中心和短期托老所为辅所组成；居家上门护理，护理保险则按护理级别以固定的金额支持上门护理的服务。例如蕾娜范集团在德国许多地点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目前共服务顾客1600人。
通过上门护理服务的帮助，在洗漱早点完毕后，老人可去日间照料中心。在那儿通常有针对老年人的不同活动，如朗诵、剪纸、记忆训练、下棋打牌和制作蛋糕等。回到家后的晚饭洗漱及上床，又由上门护理服务来完成。
在亲戚朋友邻居不在的情况下或自己刚从医院回家需康复阶段，老人可进入短期托老所。根据护理保险规定每年最多两个月。
德国2010年有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即进入养老院，十年后的2020年，预计有更多人进入养老院。老人普遍和子女分居，子女工作的压力和对个人生活的追求以及出生率下降等，是机构养老在德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据统计5年前平均每人在养老院的时间约2年，目前的停留期大大缩短了，估计在1年左右。换句话说，老龄化的发展对床位的需求应比预测的更大，只是周期性的缩短及上门护理服务业的发展才缓解了这一问题。
目前在德国共约12000养老机构，80万个床位，也就是说每个养老机构不到70个床位。这与德国的人口密度和他们的生活品味有关。但出于竞争和成本压力，现在新建的养老机构通常都在120床位以上，并且大多都建在城市。
养老院与居家养老的不同，在于24小时可以享受全包位服务：护理，日间生活和起居。例如蕾娜范集团把专业护理和酒店服务结合起来，在许多城市设立了以机构养老为主的“生活服务中心”。
近几年来在德国又兴起一种新型的居家养老模式——监护式公寓。因老人行动不便，新建的公寓无障碍，另附加一些服务老人的硬件设施，如电子信号器或电视监控器等，如需要护理则可预订上门护理服务。
经验表明，监护式公寓和养老院结合后，它受欢迎的程度更高，推广也更快。老人们不仅所得到的服务项目大量增多，而且一旦卧床不起可直接进入邻近的养老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开业的蕾娜范生活服务中心“柏林布赫”。其服务内容有护理式托老公寓养老院 ，日间照料中心，短期托老所，老年痴呆症护理中心及医务精心护理中心。
由于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降低的原因，据预测从2012年至2020年德国共需外加22万护理人员。目前在护理行业工作人员约97万人，专业人才极为缺乏的情形已有多年。针对广泛的服务项目如老年护理、痴呆症护理、医务精心护理等，通过举办专业讲座，和保险公司或医院进行交流，对护理人员不断培训和再培训非常必要。
社会互助模式
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国民经济生产力下降，税收负担加重，而且会加深社会代沟，出现更多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影响社会和谐。为帮助老年人的生活，德国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始积极探索新的互助模式。
老人与老人互助
德国许多城镇有规模不等的养老院，但对许多失去老伴、子女又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去养老院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养老院里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饭菜也不一定对胃口，起居时间还得听任摆布。因此，对于习惯了住自己舒适屋子的老人来说，宁可孤守空房，也不去养老院。
但是，独处的老人毕竟问题成堆，且不说寂寞容易使老年人患病，就是日常的买菜做饭及水电煤气的安全使用，都令人担心。为此，在德国的一些城镇，出现了一种社区老人互助生活模式，由年纪较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年人。
为帮助老年人的生活，德国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始积极探索新的互助模式。
这种老人帮助老人的互助模式与养老院不同。老人可继续住在自己家里，由几个年纪较轻的老人牵头，组成一个邻居互帮互助的小组，轮流到每家活动。
67岁的费舍尔先生是这样一个互助组的召集人。他退休刚两年，老伴去世了，他有时间和精力，也愿意张罗事儿。他的互助组里，有71岁的孤寡老人莫尼卡太太，还有2个70多岁和2个80多岁的老人。6个年龄不同的老人轮流在各家做饭、聚餐、收拾花园、一起聊天。费舍尔先生经常负责采购，有时也开车带大家旅游。莫尼卡太太厨艺好，经常给大家做饭。
这种老人帮老人的互助模式不用政府掏钱，而且效果很好。
老人与单亲家庭互助
在德国，许多失去老伴、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的生活困难，主要是腿脚不灵便，开车采购、收拾院子、冬天铲雪等重体力活干不了。另外，孤身老人的生活非常寂寞，他们有时间却没有人可以说话。
但在许多单亲家庭，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经常是两头不能兼顾，需要有人帮助。
为了把这两种人的需求结合起来，在德国弗莱堡出现了一种叫“三代同堂”的互助模式。这是由当地政府和福利机构出资建造的福利公寓，专门供孤身老人和单亲家庭居住，有公用的厨房和大饭厅，并有专人管理和打扫卫生。
在“三代同堂”公寓里，残缺的家变成了完整的家，年轻的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不再为孩子没人照看而犯愁，而老年人也因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老人和大学生互助
德国的大学通常都没有足够的学生宿舍，而另一方面，许多老年人在子女成家搬走或老伴去世后，只能独守大房子度日。于是，德国一些有大学的城市民政局和大学服务中心想出了一个主意，介绍大学生到孤寡老人家居住，可免去房租，但学生要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如打扫花园、外出采购、冬天铲雪等。这种由大学生和老年人互助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部分大学生住宿难、住宿贵的问题，也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很大帮助。
媒体曾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刘路路是明斯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她根据学校服务中心贴出的广告，搬进了退休老人戴维的房子，82岁的戴维一个人住着140平方米带花园的大房子。路路搬进来后，住在戴维的女儿原来住的宽敞房间，家里的厨房设备、电器随便用，条件比原来学生宿舍不知道要好多少。路路对老人很关心，把每天做晚餐的事全包下来，吃完饭还陪老人看电视、聊天，经常陪老人散步，帮助打扫花园。路路在学习方面遇到问题也经常请教戴维，戴维对自己能帮路路也感到很高兴。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德国政府展示了一些老人社区的模式，他们成熟的经验，是否值得中国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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