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大约共涉及到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中央政府将拿出1000亿资金用于职工的安置，但在经济放缓之际，如何解决这些工人的再就业，并且同时解决好1500万新增就业人群的问题令人关注。
 
去产能应渐进，还是快刀斩乱麻？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采取渐进方式较好，因为产能过剩是长期累积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解决这类问题要有耐心，否则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渐进式虽速度慢些，但副作用和后遗症较小。而且，去产能应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国外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也有产能过剩问题，但基本属于周期性产能过剩，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而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虽也有周期性过剩，但主要表现为因制度原因造成的结构性过剩，程度较重，持续时间会较长，因此国外经验不一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
 
岳光(旅日华人学者)：没有必要将“渐进式”和“快刀斩乱麻”搞成对立的概念。因为“去产能”是“新常态”概念下的第一步,压缩产能、分流人员的目标是调结构，重在合理的“路线图”。当前世界十大钢铁企业中6家来自中国，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建筑业用钢材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而汽车、机电、特殊行业等高端钢材市场产品空缺很大，不得不依赖进口。因此中国也要借鉴国外做法，以产品为中心整合国内钢铁企业。这样消减下来的产能，才不至于变成地方的“包袱”。 

林伯强(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现实中，去产能的难度很多人难以想象。政府从“十一五”以来就多次强调要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但是产能似乎越做越大。近三年来所有人都知道煤炭行业除了去产能没有其他出路，但今年的煤炭产能可能比三年前还要大。地方保护主义和“僵尸”企业显然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企业可以“僵尸”，显然有其复杂和困难的背景，而解决这些背景性问题则是去产能的关键。我认为不管是哪种方式，即使有政府政策支持，去产能也将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90年代“失业下岗潮”会重演吗？

李佐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就业形势无疑是严峻的，对此不必讳言。在痛下决心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局部的“下岗潮”是可能的。但由于中国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较快的国家，现代服务业和各种新兴产业正在成长中，各地发展不平衡，不乏亮点地区，故不可能出现全国性“下岗潮”。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大范围的职工下岗，一要循序渐进去产能;二要协调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政策的关系;三要加快建立全国劳动力信息系统，避免部分地区人员过剩，部分地区人员短缺的不合理情况。
 
岳光：1990年的“下岗潮”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年下岗的是“40后”、“50后”，高中学历的都不多。他们一旦下岗，能从事的第二职业很少。而今天走向市场的多是具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问题，除个人主观因素外，主要是工作机会供给不足，这是地方的经济发展计划比较粗放造成的。创新其实可与就业安置相结合，如果政府及劳动中介机构能够掌握充足的供求信息，又可以使企业在雇佣时依法保证雇员的各种权益，那么求职者会很轻松地去试工。例如日本的“网络虚拟劳动市场”在政府监管下，实现了多家竞争的局面，就连平时不愿出门和他人交流的“宅男”、“宅女”们都可以轻松找到一份工作。
 
林伯强：严重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量价齐下导致企业财务恶化，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少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投入，这些产品的价格暴跌加剧了经济疲弱的风险。二是大部分相关企业出现了普遍亏损。因此，如果通过去产能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宏观经济和比较好的企业财务状况，对于提供再就业培训和其他行业新的就业机会，都是有好处的。从而可以尽可能避免出现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让劳动力流动起来。
 
是否应采取局部刺激，维持部分行业平稳运行？

李佐军：供给与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管理政策配合运用。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适时适当运用需求管理政策，释放流动性，满足各方对资金的合理需求，以防范风险。以上是对宏观经济来说，但对已严重产能过剩的煤炭和钢铁行业来说，还是要摆脱对刺激政策的依赖，忍住阵痛，坚定地去产能。
 
岳光：所谓“局部刺激”化解了行业风险，但增加了财政负担，总的来讲风险并没有减少。有人认为煤炭钢铁行业可以等待“新机遇”，这并不容易。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处理不良债权时，不少银行和企业期待一个新周期到来时解套。结果1995年阪神大地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IT泡沫破灭，危机接踵而来不给你喘气的机会，导致后来大小金融机构160余家倒闭，金融业连累了产业，失业率居高不下，原本7600亿日元的紧急救助金不愿用，结果此后10年间为处理不良债权投入的财政资金达10万亿日元之巨。所以期待奇迹的发生是不现实的。 

林伯强：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繁重，今后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比的不是北京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乡镇农村的基础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巨大空间。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加剧地方政府本已严峻的财政压力，但是除了权衡轻重外，其意义在于转变预期，可以争取时间，避免需求侧短期内过快下滑而导致的能源企业财务进一步恶化，通过恢复行业景气度以时间换空间，在为企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的背景下，才可能有的放矢、相对有效地推进过剩产能的兼并重组等供给端措施。